“一、政府是否充分盡了保護人民的責任？二、政府與人民之間是否有痛癢相關的傳統？三、在大多數人民意識中，是否認為這是為國家為民族而犧牲，犧牲得有無價值？四、各級行政官吏是否公正無私素受人民敬愛？”
對這四個問題，陳誠的回答全部都是“否”。此外，陳誠還注意到了“戶籍制度”無法建立所帶來的危害：“果然戶口辦得好，壯丁的年次、數目，均了如指掌，則征召新兵，有如按圖索驥，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難處。不過清查戶口，卻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論人手、經費、技術等問題急切不易解決，單就時間來講，幾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於倉促之間應手而成，天地間也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沒有戶籍制度，國民政府的“征兵”，實際上形同蒙眼的瞎子只能亂“抓”，該多征的地方往往少征，該少征的地方又往往多征。
總結起來，陳誠一共談了三大原因。第一，民眾並不認為自己的利益與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對政府缺乏好感。第二，民眾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大量壯丁乃是不識字的農民，並不具備“民族意識”。第三，政府沒有能力建立可靠的“戶籍制度”。
除這三點之外，還有兩點，陳誠雖未提及，卻同樣至關重要：
第四，農民的“經濟理性”。按常理而言，戰爭時期，士兵的飲食標準應該優先保障，前方士兵至少應該吃得比後方民眾好一些。中國的情況恰好相反。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央軍一個底層二等兵年收入，曾相當於擁地50畝的半自耕農；全面抗戰爆發後，脆弱的小農經濟全面崩潰，前線士兵的飲食，遂逐步跌至令人發指的地步，遠不如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1944年，美國專家曾隨機抽取1200名國軍士兵進行體檢，結果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費標準僅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蔔一斤要20元。所以，兵役部部長鹿鐘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使）大家都視入營當兵為進監牢，甚至簡直就等於判死刑。”
第五，交通不便，必須依賴徒步跋涉，讓民眾望而卻步。蔣夢麟曾感慨：“平心而論，兵役辦得這樣糟糕，並非完全由於人事關係。即使主持人認真辦理，好多缺點也沒法補救：交通梗阻，徒步遠行，體力消耗過甚；食物不夠，且不合衛生，易起疾病；飲水含微生物，飲之易致腹瀉；蚊子肆虐，瘧疾為災。凡此種種，苟無近代科學設施，雖有賢者負責，亦無重大改進之可能。後經中美當局之研究，從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為分區設立若干小型飛機場，將附近若干裡內之壯丁，集合於機場，飛往訓練中心。自各村落至機場，沿途設有招呼站、衛生所，供給飲食醫藥。果然，此制度實行後，壯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過一二而已。”
可惜的是，蔣夢麟所提到的用美軍飛機輸送壯丁的辦法，被付諸實施，已是抗戰後期，且飛機有限，機場也有限，並不足以推廣至全國。所以，蔣夢麟仍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不過該項估計缺乏統計資料佐證，學界另有一種意見認為，抗戰八年，被抓壯丁未上戰場者，至少有350餘萬人死亡，240餘萬人失蹤逃亡，340餘萬人傷殘。所以，陳誠晚年感慨，國民黨之所以在抗戰勝利後迅速丟失了大陸，“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軍差上逼反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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