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江說，安倍的戰後70年談話不可能使日本與中國、韓國等亞洲鄰國之間的歷史問題得到緩解，也無法推進亞洲內部的和解，而是更多地暴露了安倍的錯誤史觀，使歷史問題在日本與其周邊鄰國之間變得更加複雜難纏。安倍錯誤史觀的標誌符，是他在2007年第一次擔任首相期間所聲稱的“甲級戰犯從日本國內法角度看不是戰犯”、2013年4月眾參兩院答辯時講到的“侵略沒有統一定義”，以及作為首相多次示意修改“村山談話”的舉動等。而安倍錯誤史觀的核心是戰爭史觀，也就是如何解釋、定義近代以來日本在亞洲參與和發動的多場戰爭的問題，特別是1931年9.18事變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的那段歷史。正確認識歷史，必須明確當年發動的那些戰爭是不是侵略戰爭，明確日本要承擔什麼樣的責任，但在這些問題上，安倍的態度仍然曖昧。
處處搞平衡
楊伯江說，安倍的戰後70年談話放進了“侵略”、“殖民統治”、“反省”、“道歉”等關鍵詞，固然可以被視為他在原有歷史問題的嚴重錯誤立場上有所妥協和讓步，但並不等於他就真心認同、接受了這些詞。如果把安倍的談話同1995年的“村山談話”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他是退步了而不是進步了。“村山談話”的句法、語序、時態非常清楚，明確承認日本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造成巨大損害和痛苦，強調日本“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指出日本“應該立足於過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為是的國家主義”。安倍的談話則是對關鍵內容作稀釋、淡化、模糊、扭曲處理，繞彎子、兜圈子，玩文字遊戲。事實上，安倍是在搞平衡——在國際社會的正義壓力和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氛圍之間搞平衡；在他本人頑固的錯誤史觀和迫於壓力不得不繼承“村山談話”之間搞平衡；在日本社會圍繞歷史問題的各種立場和觀點之間搞平衡。而他自己的站位非常清楚，就是站在右傾民族主義勢力一端。從這點看，談話確是精心之作，也是“苦心之作”。
楊伯江說，儘管安倍在談話中表示不能忘記“戰場背後被嚴重傷害名譽與尊嚴的女性們的存在”，承諾日本將把“在20世紀的戰爭期間眾多女性的尊嚴與名譽遭受嚴重傷害的過去銘刻在心”，“成為一個時刻體貼女性之心的國家”，但仍回避使用“慰安婦”一詞，繼續拒不承認日本當年有強征“慰安婦”的官方行為。因此，安倍的談話在韓國遭到在野黨和輿論的一致痛批，韓國官方也對他的講話表示遺憾，認為其中存在很多問題。
楊伯江說，安倍談話大約有4000字，篇幅是“村山談話”的四倍，看似比“村山談話”更富“歷史縱深感”，但實際如同一杯兌了四倍量白水的淡咖啡，不能從中品出“真誠道歉”的意涵，而且變了味兒。安倍在準備談話的過程中一度對外放風說將以“首相個人名義”發表，但最終還是循1995年“村山談話”和2005年“小泉談話”模式，作為內閣決議發表。這其實是一種精心安排的“反覆”。安倍之所以要製造這個“反覆”，是因為他希望擺脫自民黨內元老派、溫和派以及聯合執政的公明黨（該黨在內閣當中有一個議席）給他造成的壓力和干擾，能夠充分按照自己的想法發表這個講話。在以“不通過內閣決議”為壓力杠杆迫使反對力量也作出一定讓步之後，在確定了講話的框架、掌控了講話的基調之後，安倍重返“閣議”，則是因為首相畢竟代表國家、代表政府，如果僅以個人名義發表講話，無法凸顯談話的重要性，不符合安倍要借此“青史留名”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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