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談後整改是否到位，最終還要看環境質量是否得到改善。以被華北督查中心約談的幾個城市為例，今年1至5月份，滄州、承德、駐馬店城市環境空氣質量均呈現出改善趨勢——這4個城市PM10和PM2.5濃度均值分別為151微克／立方米和81微克／立方米，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15%和21.6%。其中，1至5月份，承德市PM10和PM2.5濃度均值分別為114微克／立方米和46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別下降11.6%和22%，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均值也從7.01下降到5.95，扭轉了去年環境質量不升反降的被動局面；駐馬店市空氣優良天數57天，同比增加19天，優良率提高了13個百分點。
在環保領域，行政手段不少，但效果常常打折，約談為啥能取得這樣的成效？
“首先我們有新環保法撐腰。”汪冬青表示，新環保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同時，“大氣十條”“水十條”等國務院文件中都明確可使用約談這種手段，依法辦事，讓環保部門夠硬氣。
在一些公眾眼裡，約談是個新鮮事，其實，環保約談由來已久。過去，減排不力的省份也會被約談，但都是找個分管副手“談一談”。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約談當地政府“一把手”，確實是新環保法實施後的一個變化，也是約談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在專家們眼裡，約談效果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公開”。公開約談，讓城市的環保問題在公眾面前曝光，讓被約談的城市主要領導丟面子，壓力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沒有媒體參與，約談不可能有這樣的效果。
約談制度往何處去？
未來將更重視預警性約談，考慮邀請公眾參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