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3日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在最近的一個研討會上（由全國港澳研究會9月20日在香港舉辦的“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論壇”），談到香港在經濟民生方面的進展停滯不前，其中一個深層次的負面原因，是特區成立後，“在一些重要領域沒有處理好香港在國家大局中的定位和良性互動發展”，出現了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的兩個“化”的問題。
在同一個研討會的下午環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潘維教授在其演講中，一開始就說，全世界現時都有管治危機問題，中國也有，不然不會有“維穩”；他最後更說，如果不是通過溝通，他想不到有其他更有效的管治辦法。
陳佐洱沒有具體講清楚他所謂“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的意思，引起一些輿論的質疑，但他與潘教授的兩個講話，觸及香港管治困難的兩個方面——特殊性與普遍性。各方要對這兩方面有清晰的區分和理解，才可對症下藥，找到可行的解決辦法。
香港管治問題的特殊性
香港管治問題的特殊性，就是在“一國兩制”的實施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政治矛盾。中國社會主義與香港資本主義的“兩制”原本就有矛盾，但在回歸初期，採取“兩制”並行、“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措施，好像是相安無事。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經濟的沉重打擊，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改變了兩者經濟實力和相應話語權的對比。“23條”立法事件，亦暴露了部分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與中央政府有不一致的地方；其後的國民教育科、政改和雨傘運動、反水貨示威等等一連串事件，都突顯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方面的政治矛盾。
討論這些政治問題所得出的結論，一方面的意見是歸咎於“反對派”破壞了“行政主導”、“反共”和“港獨”意識形態的存在、外國勢力干預等等因素，而在其對立面，則歸咎於中央干預“港人高度自治”、香港沒有民主政制、特首是小圈子選舉而缺乏認受性等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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