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下，造成台民對“來自大陸統治者”的敵視與不信任；繼而因國府戒嚴統治時期，對台民參政權力限制，形成台民因語言隔閡、被少數統治的不安與本土文化被壓抑等等因素，在庶民生活中，日據時代用來宣洩台民被殖民統治悲情的台語歌謠，竟然重新流行且被用來控訴國府的高壓統治，形成新的“台灣悲情”氛圍。從而在閩南語系的本省人間，產生了“台灣人要當家作主”、“反對外來統治者”與“台灣地位未定”等台灣論述。更由於民間對“二二八事件”的各種傳言與外力的有心導引；使得在“二二八事件”中，由廖文毅等少數親近外國勢力台民提出的“台灣託管論”、“台灣住民自決”、“台灣是新興民族”等等論述，被黨外政團與解嚴後的民進黨及台獨團體（泛稱綠營）等奉為圭臬，廣為宣揚。綠營同時刻意曲解“二二八事件”要求民主與反貪腐的訴求，把“二二八事件”的省籍隔閡擴大為族群仇恨；並且進一步轉化成是台獨運動的濫觴。綠營的台灣論述於是一步步從台灣悲情、反抗外來統治、反對國民黨法統、進而演變成台灣不屬於中國、台灣要獨立建國等等台獨論述。也就是說，自“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本土化論述開始轉變，並且形成藍綠陣營激烈的統、獨鬥爭，造成台灣政局兩極分立，社會也被不必要的省籍矛盾而束縛。
三、解析泛綠陣營在野時期的台灣論述
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未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在1947年6月組成“台灣再解放聯盟”（The Form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與美國當時駐台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一搭一唱；在7月以聯盟名義向美國特使魏德邁提出《處理台灣問題竟見書》，意見書中主張：“現在台灣人民唯一的出路，只有爭取自決權，暫時脫離中國，不僅是不能避免而且是目前最有效的辦法，故希望美國援助台灣人，以達成如下的要求：一、大西洋憲章亦應實施於台灣。二、准台灣人派遣代表出席日本和約會議，而台灣代表在會議上，應賦予發言權。三、台灣的歸屬問題，應在對日和約會議重新討論，但必須尊重台灣人的意志，應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四、但在舉行公民投票以前，應准台灣人先脫離中國，而暫時置於“聯合國托治理事會”管理之下。五、“聯合國托治理事會”管理台灣，必須承認下記諸條件：（一）、除聯合國派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顧問團以外，任何國人都不得在台灣任高級軍政官員，任何國家的軍隊不得駐屯台灣。（二）、托治期限，以二年為原則，最長不得超過三年。（三）、托治期間，台灣的行政、司法、治安、教育不受任何國家的干涉。六、托治期限結束的三個月以前，應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仍屬中國，或脫離中國，或屬他國或完全獨立。公民投票時，聯合國應組織代表團來監察。七、倘或公民投票的結果，要仍屬中國的時候，必須與中國政府簽約，在憲法上保障台灣為一自治領，台灣必須有獨自建軍的權利，中國軍隊不得駐屯台灣。八、倘或公民投票的結果，台灣人要求獨立的時候，聯合國托治理事會在台灣的機構，應立即退出台灣而使台灣成為永久中立國，避免將來戰禍（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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