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出在籌資來源。嚴格來說，職工醫保不是社會福利，絕大多數地區的職工醫保的籌資都是來自於職工個人及其所在單位，部分收支失衡的地區雖然財政會有一些補貼，但占比很低。而城居保與新農合兩項，絕大多數籌資義務屬於政府，財政補貼比例高達80%。上海的70周歲以上老人每年3800元的籌資，政府負擔3460元，這些老人又不像職工醫保參保人那樣在職期間繳納過高比例的社保。從這一點上講，城居保與新農合是標準意義上的社會福利。
目前城居保與新農合的保障水平逐年提高，更有聲音提出三種醫保合併為全民醫保，籌資和待遇自然也要向職工醫保看齊。即使目前狀態，城居保、新農合的政府補貼占籌資來源的比例已經很大，政府保障醫保支出的壓力很大。按新農合人均380元的財政補貼，政府需要為兩項醫保掏出4256億元，即使這點錢，不少地方政府已經不堪重負。重慶的政府籌資義務中，就有高達60%是來源於中央政府的補貼。
醫保進一步提高標準、泛福利化，財政上顯然不具有可持續性。部分人士指出，未來必須調整財政補貼的比例。但增加個人繳費可能也不是最佳選項，這會損及現有醫保作為民生項目帶來的聲譽。
城居保與新農合的籌資來源應該如何調整？這取決於基本醫保的定位。高籌資標準、高保障水平的醫療保險很難覆蓋到全體公民，它首先應該是一種保險，是基於精算的商業計劃，按“誰繳費多，誰受益高”的原則，政府應當少補貼或不補貼，同時保障繳費人的權利，不挪用他的錢去補貼窮人，激發他們參保的積極性。
廣覆蓋的城居保和新農合更像是社會福利，泛福利化沒關係，但政策設計應該以低籌資標準、低保障水平為原則，保障公民最基礎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需求，籌資的義務主要在政府，不應增加個人負擔。至於應該提供什麼樣的保障待遇，這就應該由全國人大來投票決定。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