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香港一方面能不能爭取商界的支持,還有就是政府撥款方面, CPU(中央政策組)是有兩千萬。大學研究是很好,學者都不錯的。但是香港有這個情況,就是大學研究沒有問題,但是落實到真正的政策層面,考慮的問題需要更多。就像我們搞科研一樣的,創造了新的產品,但距離市場化就還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在這一塊,能不能增加撥款,要看行政會議能不能做些事情。
還有一個,智庫的捐款能不能申請免稅,視同慈善機構,美國和歐洲都這麼做的。
(張志剛:可以,但要講得很清楚,跟稅務局講:我是不搞政治的,只是搞研究的,那就可以。很多為什麼很難,因為解釋不了,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捐款就要徵稅)。
美國的智庫有三類的,一類就是研究型智庫,研究為主的,當然它有很多綜合型的;還有一種是合約式的,像蘭德公司;也有些專門游說的團隊,比如說傳統基金會也是這麼搞的,所以需要怎麼定位也是一個問題。
內地的特殊環境造就了特殊的智庫類型
第三個我覺得是人才,香港其實並不缺乏人才,因為香港是高度流動的社會,我看一個資料說,港大過去10年,曾經就培養了一百多位專門研究香港的博士。那麼去哪裡了呢?我想很多都可能去了商業機構。除了自己培養之外,我們可以從外面招進來大量的國際級人才。關鍵就是,如果解決了需求,解決了這個財政問題,我覺得人才倒不是個問題。人才你還可以培養,也可以引進。
那麼再一個我覺得是我們香港的研究機構,怎麼樣跟外面的機構進行合作。比如說像郭院長的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CDI),過去那麼多年我們合作了很多;還比如說,我們可以跟北京的、昆明來合作。合作做得好的話,對我們香港智庫的發展,其實也是很有幫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