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大學從中央政策組拿了許多項目，不過只是大項目裡的一些零散的課題，總體看沒有長遠的系統研究。不光沒有這樣的智庫，整個管治在這方面都是缺位的。智庫想要在裡面發揮作用，也有一定的困難。在香港做政策研究最徹底的實際上是各個部門內部。智庫的研究成果沒辦法落地，水準也達不到，所以起不到好的作用。因此說促成香港智庫發展的土壤還不成熟，大環境有根本的改變才可能促使智庫有徹底的改變。
很多智庫的理想設計 難以轉成具有可行性的政策
有一些智庫有明顯的效果，有的給政府做課題，有的有明確的商業目的。但我們看到的很多智庫，有一些理想的東西，卻沒辦法轉化成具體的政策。這不是智庫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可行性的問題。如果最後只是出來說說，但是沒有什麼用，就變得不倫不類，大家會質疑是不是為了選舉出現，動機純不純，到最後的結果就像是壓力團體。
香港大部份投資智庫的都是商界，他們關注KPI，而好的智庫需要長時間的沈澱，積累專業人才、某個領域的專家，可香港本身這類人才就不足夠。如果沒有專家級的團隊，為了KPI就做一些很淺的東西，快出結果，最簡單的方法是做成數據分析。總體沈澱不出有水準的研究成果，只能在低水準上越走越低，到最後就是一推數據。其實數據只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但絕對不是結果。
如果是讓大學裡的學者做，他們雖然是學者，但是公共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又不一樣。研究公共政策除了受過學術訓練，還要明白政策研究是要能落地的，要配合社會狀況、政府的運作模式，需要瞭解原有政策的背景和歷史，而不能覺得某種政策更理想，就把原先的政策全部轉變過來。
這是我覺得三點比較大的困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