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這一矛盾的進一步加劇，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壟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全球範圍內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等世界性難題，也將進一步激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進一步強化，只會使這些矛盾與難題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加劇。因此，我們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框架之內，放入更長的歷史長河中考察，從根本上說，科學技術不僅不再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會成為資本的奴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在全球範圍內必然造成富國、富人愈來愈富，窮國、窮人愈來愈窮這一狀況的加劇，並且會造就一批又一批與國際壟斷資本對立、對抗的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等，進而發展壯大由先進理論武裝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隊伍。隨著資產階級掘墓者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資本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則是可想而知的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互聯網＋”這一新生技術力量只有歸還人民大眾，才能使其更好地發揮作用。所以，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上說，經濟全球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不但不是距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越來越遠，而恰恰相反，是日趨接近。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可能有較大甚至更大的曲折。
“互聯網＋”的大發展，往往會首先和主要衝擊所謂的“中產階級”即本質上的“中等收入階層”。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把西方社會的穩定寄托在所謂“中產階級”即中等收入階層的不斷壯大上。這就是建立所謂的“貧富兩頭小，中間‘中產階級’大”的“橄欖型社會”。在全球經濟繁榮時期，在西方發達國家，一般說來，所謂的“中產階級”是發展壯大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金融、貿易規制、科技等霸權，一方面源源不斷地從海外獲得物美價廉的商品特別是生活必需品以供給國內各個階級階層購買；另一方面用海外獲取的豐厚壟斷利潤為窮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待遇，建立所謂的“福利社會”；並且用海外獲取的豐厚的壟斷利潤為所謂的“中產階級”支付比生存工資高的薪水，使他們在就業期間享受更多的物質生活資料。在發展中國家，所謂的“中產階級”也會處於正常的發育之中。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所謂“中產階級”經濟上的標誌，就是有著相對較高的工資等較為穩定的收入，並可以以此作為抵押，進行“車貸”“房貸”等，以提前支取和享受自己甚至是子孫後代的“資源”。但經濟一旦進入下行通道，或者步入停滯和危機階段，就不僅會造成大量普通勞動者的失業，而且會把大量的所謂“中產階級”拋入失業大軍。美國《外交政策》首席執行官戴維·羅特科普指出：“信息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技術的幸福結合帶來生產力的巨大提高，將在創造就業方面產生前所未有的可怕效應”；“換句話說，律師和會計師很可能要感受到流水線工人幾十年來感受到的痛苦”。（戴維·羅特科普：《第三次工業革命》，2012年11月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據美聯儲統計，由於房價、股市等暴跌，2007年至2010年間，美國家庭中位數淨值縮水39%；有50%的“中產階級”在經濟衰退期間與原有的經濟地位相比有所甚至明顯下降。（葉·倫：《美聯儲說，美國人財富在2007年至2010年期間縮水40%》，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2012年6月12日）
從一定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依據，就是建立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等收入階層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深化而必然不斷出現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階級分化上。可以預見，隨著“互聯網＋”的大發展，隨著全球工作崗位的逐漸減少，隨著貧富兩極分化的逐漸加大，隨著各國廣大普通民眾購買力逐漸下降，隨著各國主權債務突破無法承受的極限，隨著全球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廣大的中等收入階層被拋入絕對貧困行列，資本主義社會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動亂終將是不可避免的，儘管這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過程。不僅工人階級隊伍在數量上會不斷壯大，其思想覺悟和組織程度也必將在鬥爭中不斷提高。更何況，中等收入階層絕大部分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白領階層”。這些人年紀輕，學歷高，掌握著各種高科技，當這些人被拋入貧困者行列之時，他們與本來就處於貧困行列的“藍領工人”階層相結合，其鬥爭的反抗形式和效果會與以往經濟危機中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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