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應對上述挑戰的一些具體性制度舉措，在黨的十八大以來關於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系列官方文件中已經得到初步闡述，比如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監管制度和最嚴密的法治，修訂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創建終生問責、黨政同責的責任追究制度，組建強有力的生態文明宣傳教育體系，等等。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筆者看來，要確保生態治國方略或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的“最終落地”，我們還有更多基礎性、也許更迫切的工作要做。
其一，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執政黨的發展/現代化意識形態的繼續綠化。就像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了領導全國人民從一種革命（鬥爭）政治轉向一種經濟（發展）政治一樣，如今她面臨著領導全國人民從一種過於簡約化發展轉向一種全面發展（“五位一體”）的歷史使命。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既是對一種新政治的學習，也是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學會以一種嶄新的政治追求和領導藝術服務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生關切:貧窮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也必須是綠色的。
其二，各級政府綠色執政能力的累積提升。必須看到的是，環境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推進，已經成為考驗我國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綠色執政能力的一個標誌性方面，而像城市霧霾、水域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具體性議題領域則具有了影響政府執政合法性意義的政治敏感。從政府公共管理的視角來說，我們可以接受，對於綠色議題它需要一個不斷學習和漸趨完善的過程，但也必須意識到，任何綠色執政中的嚴重失誤或環境公共事件對於政府形象或公信力的損害都是巨大的——比如，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事故和深圳泥石流山體滑坡事故，都是生命與血的教訓。
其三，學術理論界綠色話語創制與推廣上的順勢跟進。無論是環境治理還是生態文明建設推進，都離不開一個既民主開放、又具有反思性的公共話語和輿論氛圍。這其中既有一個對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主體的監督教育問題，還有一個學者理論工作者的相互討論與自我教育問題。就像政府官員自身未必一定是綠色變革中的天然領導者一樣，科學家和學者也並不必然具備這一地位。這當然不是說，學者和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已變得無關緊要，而是說，他們發揮作用的時空和方式已然發生改變——更多是雙向互動式的交流而不再是單向灌輸式的說教。
（來源：光明網；作者：北京大學教授郇慶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