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認為，當年的“玫瑰園計劃”給香港帶來了無限商機。要是沒有該工程，今天香港的發展水平一定會大打折扣。那麼，為何近年許多基建工程頻遇阻力呢？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朱沛坤曾表示，超支及延誤的主要原因是多項大型基建同時上馬，令工人及建材等成本大升，業界人手難以應付。他說，上屆特區政府經歷經濟低潮，期望以基建帶動經濟，結果政府高估了業內承受能力。
事情並非這麼簡單。香港“am730”刊文稱，在港英年代，地鐵工程一樣會超支，但當年市民並不會太上心，因為超支不必動用公款，而是由地鐵公司自行承擔。地鐵公司之所以願意包底，是因為政府把地鐵沿線的地產發展權也一起讓公司包了。文章寫道，香港回歸以來，公共工程超支的情況似乎比港英年代嚴重，原因是政府的定位已變，社會要求政府更加問責，不容政府把公共工程與地產發展項目混在一起招標，以免造就地產霸權，推高樓價，最終令小市民受 苦。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一直關注香港的基建工程。他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港珠澳大橋的建設進程慢於預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工程在勘探時對泥沙來源估計不足，泥沙問題讓工程貽誤了很久。另一個原因是，香港的撥款不到位。一些反對派議員認為這座大橋效益不夠好，找了一些原因來拖延，讓撥款通不過。還有是因為環境評估，有人提出大橋會造成噪音、影響環境。當時工程建設時環評確實沒有考慮周全。有人提出這個來，不僅讓工程推遲了半年，也讓經費多了50多億港元。
鄭天祥說，香港眾多大工程建設進展緩慢，從工程進程本身來說，有很多問題是始料未 及的。比如，香港地鐵沙中線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古跡，拖延了一些時間。廣深港高鐵在新界建維修站，但是徵地遇到一些問題，菜農非常反對。這樣的拖延是可以接受的。但有很多人為的干涉因素（難以接受），香港的反對派出於政治理念等因素，在政治上對這些工程進行阻撓，在撥款上設置障礙，在討論方案上吹毛求疵，總之在各方面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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