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而言之，中國以實際行動推動了聯合國主權國際體系的擴容，使得聯合國體系更加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60多年前的萬隆會議對當時殖民地地區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運動、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產生了很大鼓舞作用，並最終使國際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可以說，當時的國際關係潮流、主題和民心所向還不是和平與發展，而是解放與獨立。中國革命道路的成功本身就對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具有示範效應。新中國抓住這一世界民心和大義所向，支持、援助、引導並緊跟亞非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潮流。同時，一大批亞非新興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主權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聯合國體系的成員結構。所以，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史，不是割裂的，而是連貫的，即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一直是國際體系改革和國際秩序轉型的建設者和貢獻者。
當前國際體系的新變化
當前國際體系與戰後國際體系早期相比已經出現許多新情況，呈現出一些具有新的世界歷史意義的變化及特點。
形成一個互相承認、互相確認的主權國際體系。解放和獨立作為世界潮流，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就已經進入尾聲，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新的時代潮流。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主權國際體系的定型是對主權國家完整性的一種保證，主權國家之間互相承認、互相確認，至少從形式上抑制了霸權國家像歷史上的大國那樣肆意侵略、瓜分、占有他國。同時，也出現了各種對主權國家的新干涉主義逆流，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蔽地支持主權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分離主義、各類所謂“顔色”革命等，威脅到本應互相承認、互相確認的主權體系。這是當前主權國際體系值得關注的一個動向，它實際上已經導致西亞北非國家內部的分裂和動蕩。
地區合作和地區性組織興起。當前，國際體系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表現為地區合作和地區性組織的興起，反映出國際政治多中心化的趨勢。這一變化對聯合國體系有一定的稀釋作用，但在一些情況下也具有補充效果。一方面，地區性組織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聯合國體系及其下屬組織在地區層面難以實施的項目和議題；另一方面，近年來地區性組織或者地區內核心國家開始處理越來越多的安全事務。非盟正在加速組建自己的維和部隊，處理非洲安全問題；第二十六屆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決定成立阿拉伯國家聯合部隊，介入也門內部衝突。地區性組織頻繁介入地區成員的內部衝突，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安理會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的核心作用。
避免大國之間陷入結盟對抗。一個互相承認的主權國際體系已將各國納入一個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國際體系成員需要從幾百年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歷史中汲取教訓，努力避免國際體系內部再度分裂，走向對抗。今天，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中，冷戰時期慣用的外交詞匯重新開始流行；希望通過製造外部戰爭來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的想法和做法，也需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國際體系雖然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尋找敵人、製造敵人的對抗性國際政治文化並沒有消退，國際政治如果被這種敵友文化所支配，就難以發展到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狀態。這就需要尋找新的文化和倫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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