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這筆錢作為預算外收入，會否淪為小金庫或流入私人腰包，目前也存疑。即便它如有關官方所說全部“公”用，也難遏制亂收回扣和由此帶來的藥價貴難題。畢竟，上交返利造成的成本外支出，也必然會被轉移到藥價中，進而推高民眾用藥成本。縱然有“醫療救助金”來緩解壓力，也頂多是拆了東墻補西墻，別說沒法普惠，就連那些困難人群都未必能被切實惠及。貴州當地媒體曾於去年8月接到七星關區群眾投訴，顯示鄉鎮衛生院基本沒有低價常規藥，就是其問題顯現。
發文要求收回扣，涉嫌行政違法，甚至單位受賄罪。它激起了供應商、民眾等的抗議，可據當地藥品供應商反映，他們多次向衛計局呼籲停止該做法，但未獲有效答覆。基於其自我糾治動力的匱乏，上級主管部門和紀檢部門等理應介入，嚴查其決策程序、收費用途等，該叫停的叫停，該追責的追責。
說到底，政府部門不應成為收回扣的“先遣軍”和抬高藥價的推手，哪怕是打著反吃回扣的名義。醫改方案中已明確了，改變以藥養醫造成的吃回扣、藥品貴等亂象，要從採購端的落實藥品集中招標採購機制、醫療環節的規範醫療服務行為等著手。用以藥養“醫藥救濟金”求解，步入了歧途。而它彰顯的個別基層政府部門罔顧市場規律和法治規則，不受約束地亂伸“行政收費”之手的任性，也必須訴諸制度化問責和違法審查等制衡，這樣才契合“將權力關進籠子”的本義。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