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9日電(評論員 喬新生）西方新聞媒體不久前大膽預測，伊朗將實施更加積極的改革政策，伊朗政治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揣測多少有些異想天開。但是，如果仔細研究亞洲一些國家政治經濟規律，人們就會發現，亞洲許多國家有可能會重新走向復興之路。
上個世紀在西亞和中亞地區湧現出一大批現代化國家，無論是阿富汗還是伊朗，在當時的君主立憲制體制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整個國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但是，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由於這些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國內出現貧富差距的問題。當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滿，希望改變國家政治制度的時候，那些流亡海外的宗教派人士揭竿而起，推翻了世俗的國王政權，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國家制度。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巨大動蕩，一方面讓人們重新思考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間的關係，思考一個國家宗教文化對歷史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促使人們思考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問題，重新尋找解決經濟問題的方式和方法。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一定會出現兩極分化，國家會積累大量的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和平的方式，一種是非和平的方式。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為了有效地解決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問題，實行周期性的民主政治選舉，通過選舉改變國家政權，通過選舉改變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發展路線。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當年阿富汗的國王和伊朗的國王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出現巨大的社會矛盾。由於整個國家沒有形成解決社會矛盾的政治機制，沒有通過周期性的民主選舉，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導致宗教革命應運而生。從這個角度來說，伊朗和阿富汗發生政變，既有歷史的偶然性，但更有現實的必然性。當君主國家實行資本主義，但是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問題的時候，除非這個國家的人口相對較少，否則，這個國家一定會出現劇烈的政治動蕩。不論是伊朗的宗教領袖還是阿富汗的塔利班，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國家的政權，就是因為他們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以積極的政策幫助那些陷入絕境的青年找到希望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