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3日電／【解題語】香港普選被干預，意外地催生了香港年輕世代“本土主義”的興起。筆者早在16年前就已警告當時的香港本土認同已具備“准民族主義”的特徵，本系列重新探尋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一的本篇先來回顧1949年後“香港共同體”的創建過程。
四個月前，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象的共同體》出版於1983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象”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連接，所引發的效應。
筆者日前前往劍橋大學開會，而劍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六十年前，他在劍橋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他前往勸架卻反遭毆打。其後，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右吾皇》……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其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
《想象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類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筆者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2000年，筆者發表論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建立看新生身份認同之特征》，刊登在日本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中探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
香港“准民族主義”的先天性特征
在2015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占相當比例的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九七”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眾之間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其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此一現象也自然成為挑戰“九七”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基於其潛在的政治性，筆者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香港人”認同，定位為“准民族主義”。
其後八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之，香港社會“中國人”認同的接受程度，在2008年達到歷史新高，也使得筆者的論述一時缺乏現實的支撐。弔詭的是，在經歷了2014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也因此筆者的“香港共同體”概念，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
針對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研究民族與認同的學者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是：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其特征為何？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有關前者，筆者這兩年已寫過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獨”的概念，來探討新世代的思想特征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義”所仰賴的基礎－－“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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