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的領域範圍是按照邊界來確定的。但是民族國家興起至今不過三百餘年的歷史，在此之前世界各國在陸地鮮有明確劃定的國界線，更遑論海洋邊界。隨著19世紀以來歐洲勢力在全球範圍的擴張，才逐步造就了一個有著明確邊界的世界。［3］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自清末以來也逐步從傳統的“天下秩序”轉型到民族國家。［4］東南亞國家則與於二戰後不久結束了殖民統治，陸陸續續地繼承了原先宗主國為之確定的邊界，最後都普遍建立具有明確主權和領土邊界的民族國家。［5］有學者指出：“中世紀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有三個主要特點：即領土權威的同質化、政治邊界的線性化，非領土的權威弱化或消亡。”［6］上述三個轉變都體現在代表空間信息的地圖上，現代國家借助於地圖表達了他們對於政治空間、組織和權威的看法，從而也塑造了新國際關係的觀念，即國家之間相互的結構關係上都是以排他性的領土主權為特征，作為主權國家他們又是都是平等，至少形式上或者理論上如此。但是這一切原本都止於陸地，海洋基本上則基本尚未分化、自由准入、人類公有（Free access， Common pool）的狀態。［7］正如施米特指出，“如果我們把土地和海洋作為二個相互參照的對象，陸地成為國家的領地，而海洋則保持獨立與自由，由此形成二個空間領域不同的法律與秩序。一方面是陸地的、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秩序；一方面是以自由的、開放的海洋為主的商業貿易秩序格局，堅實的陸地成為國家的領域，而海洋則是保持自由的，獨立於國家的領地之外”。［8］奧克斯曼（Bernard H. Oxman）也認為，假如陸地上的國際法可以用“領土的誘惑”（territorial temptation）不斷獲勝作為其重要特征，大海上的國際法則正好相反，因為它是格勞修斯的“海洋自由學說”不斷獲取認同，以及禁止對於海洋進行領土主張的共同承諾為主要特征的。［9］
但是從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這種區別逐步被打破，海洋正日益成為民族國家染指、擴張的目標，1945年9月杜魯門宣言［10］所引發的世界各國對於海洋的領土和准領土的主張是如此的強烈，［11］以至於在第三次海洋法會議開幕前，加拿大代表團團長畢斯雷大使（AmbassadorJ. Alan Beesley）不無譏諷地說，他是來埋葬格勞秀斯而不是來讚美他的。［12］
的確，即便是全球化發展到今天，我們也仍然很難想象沒有邊界的國家，在東亞似乎尤其如此。隨著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相互間地交往日益增多、經濟依賴彼此加深，區域一體化進程正在逐步深化，但是各國的領土與主權意識卻反而離奇地高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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