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帶令當局沒辦法滅口
那卷改變一切的錄音帶里，講到時任“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汪希苓如何給陳啟禮下達任務去制裁江南，理由是江南叛國。陳啟禮當時錄下這卷錄音帶是為了保護吳敦和董桂森，錄音帶也是自己口述，而並不是和汪希苓的對話——用白狼的話說，旱鴨子沒這種心機。錄音帶的指控非常有用，因為它的存在，當局就沒辦法滅口，而在美國法庭上，證人指控也算證據。
錄音帶尚未曝光前，紐約飛龍幫的手下打電話給張安樂，提出有華僑要購買這卷帶子。“我說第一我沒有錄音帶，第二就算有，這是兄弟的生命這是無價的。我當時太大意了，後來當錄音帶的事情曝光後，他又來一通電話，他說紐約的廣東人對你很不諒解，他說老闆叫夥計做事情，夥計怎麼可以出賣老闆？我說你講的沒錯，老闆叫夥計做事，可是老闆要殺夥計，那夥計的兄弟是不是要站出來？”
那一代人的江湖，之所以成為傳奇、令後人羨慕而神往，是因為其中情義相挺的純粹。當年少就結識的老大成為被政治所利用的棋子、性命即將不保時，不由分說的義氣是白狼當年那樣做的唯一理由。
過程的來龍去脈其實並不複雜。屬於歷史的那一部分我們早已知道，屬於幫派這邊的，則是驚心動魄的回憶。張安樂說：“旱鴨子下來以後，有和董桂森講說有事情要叫他辦，後來旱鴨子還碰到人跟他說，這事千萬不能讓白狼知道，白狼和江南很好——而我根本就不認識江南。”陳啟禮當時在三藩市四處找兄弟處理這件事，但一聽說是要刺殺江南，眾人不是不接電話就是臨陣脫逃。
“旱鴨子的個性，答應了一定要處理。怎麼辦呢？叫人到我家把董桂森接走了，本來這個事情和吳敦也沒有關係，他要結婚，他的證婚人是蔣緯國，結果他開個茶行收到一把槍，他就跑了，婚也沒結就跑到美國來，正好一到美國旱鴨子就找吳敦去了。吳敦是第一槍就打到江南，董桂森因為他是武將，覺得不服氣，就拿我那把槍對著又打了幾槍。然後後來回到我住的地方，我那個時候已經知道了，因為他們回來我就已經知道了，我只和旱鴨子講了一句話，我們都沒有談案情，我只是說小心被滅口，他說我也想到了，他說我留了錄音帶，他錄音帶也沒有留給我。後來我就建議說讓小董先留下來，可是台灣打電話說讓他們先回去。”
而跟錄音帶有直接關聯的“黃鳥”，和這件事本來也沒有關係，被扯進去是因為和陳啟禮一行同一班飛機，且幫他們定了機票，從西雅圖經日本轉機。1984年11月12日，國父誕辰那天，“黃鳥”和白狼說老大他們被抓了，白狼開始還不相信。“後來一看果然被抓了，我們就想怎樣去營救，這個事情事情又不能公開，我們就找了一個報紙叫《加州論壇報》，找到社長阮大方，說我們想通過報紙放一些資訊給台灣。”到了約定地點，左等右等阮大方都沒有來，白狼被人包圍，主事者找他談，各種恐嚇。“我當然什麼也不會說。之後我們就和台灣文工會副主委魏萼教授談，我說我們有錄音帶，必要的時候會用。”
張安樂向台當局提三個條件
因為已經聽過“黃鳥”給他的錄音帶，張安樂當時開出三個條件，第一、希望把陳啟禮和吳敦從警備總部軍法移到司法。“因為軍法他可以說你脫逃把你打死，司法眾目睽睽，根本做不了動作，記者還可以採訪他們，等於把籌碼分給他們，他就有講話的機會。”第二、董桂森逃到菲律賓，當時台灣派人去希望滅口，張安樂要求停止追殺。“第三，為了掩護他們去抓陳啟禮，發動所謂的一清專案，用一清當藉口把台灣的兄弟全掃蕩，竹聯幫抓的最多，碰到竹聯就抓。”而張安樂的條件，則是要當局對在一清專案行動中抓到的兄弟，有刑事案件的送法院，沒有的就要送回去。然而，針對這幾個條件，他和台灣方面的交涉卻遲遲未果。“國安局長”汪敬煦還透過人傳話，表示“沒什麼好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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