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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凌友詩博士（中評社 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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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8月13日電（記者 黃博寧）從“佔領中環”到“旺角暴亂”，年輕化是香港政治運動呈現出最明顯的趨勢。參與反國教運動的黃之峰、因主張“港獨”被取消候選人資格的梁天琦、陳浩天，都是90後。為什麼成長在回歸後的年輕人高喊“港獨”？為什麼激進主張在高校中流行？本次立法會選戰正酣之際，中評社專訪對回歸後香港教育素有研究的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凌友詩博士。
中評社：在檢討“佔領中環”、“旺角暴亂”的原因時，很多學者都指出，年輕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甚至不如殖民地時期。那麼當時，港英政府是怎樣做的？
凌友詩：回歸前，港英政府有意以對英文的推崇和對使用英語的香港大學以及教會英文中學畢業生的擢拔任用，而造就強大的“去中國化”和“西方認同”。然而，由於四個因素，回歸前港人的國家認同和民族意識還不錯，對自己中國人的身分不模糊。
第一，解放後香港匯集了很多大陸的文化人。此中包括當代新儒家幾位大師，報界的愛國報人，戲曲界、藝術界、武術界、電影界的知名人物。一時間，無論左派右派，國學和國粹人才輩出，錢穆興辦“新亞書院”，牟宗三和唐君毅講學香港，費彝民主持大公報，岑維林主持華僑日報，咏春大師葉問教出了李小龍。這些散落民間的國學和國粹人才，雖並不大富大貴，沒有一人攀上港英上流社會，但他們在知識分子和普羅市民之間有很大的影響力。
第二，港英政府懂得適度尊重中國文化。英國人不懂中國文化，然而他所奉行的殖民地政策是“入鄉隨俗”，擅於以當地人治當地人。因此，代表傳統士紳從事公益慈善的救助體系“東華三院”，1869年即受到港督的重視和扶植。港英還在1927年成立“華人廟宇委員會”，委任民族宗教的領袖，帶領黃大仙、車公廟等大寺廟進行自治，並推動長洲、新界的道佛二教節慶。中國的社會制度、民俗傳統在港英時期是受尊重的，而且還是文化認同的活文化，清晰地指涉中國人的身份。
第三，中央政府善用港人反殖民主義的情緒，經營港人的國家認同。1967年的暴動，是一次反港英殖民的暴動，而工聯會和左派報紙一直在工人階層中擁有影響力。當時為國家工作的幹部，尤其是一批香港本地的老幹部，其建立港人國家認同的謀略和執行力是很強的。
第四，港英政府給予主管中文教育的專家一定的自主性。英國人在中學保留中國語文、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三科，允許用中文教學，英國人容讓教育司署委任中國國學和中國歷史的專家擔任學科委員會委員，並且給予學科委員很高的自主性。不少委員對中國國學和中國歷史都很有涵養和承擔。所以，當時在正統的國學熏陶下，香港學生有一定國族意識和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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