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11日電／編者按 2016年正值《中國科學院院刊》創刊 30周年，作為“國家科學思想庫核心媒體”，本刊特推出“現代智庫建設及其思想傳播”專題，邀請國內相關智庫領域的專家共同探討智庫建設及其思想傳播。圍繞該主題，特採訪了幾位在智庫建設中有重要影響的專家，以期為高效推進我國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進程提供借鑒和參考。
《院刊》：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高度重視、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等。您對我國的智庫建設非常有想法，也有過很多論點。《中國科學院院刊》作為“國家科學思想庫核心媒體”今天非常榮幸能就此採訪您。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初，您在北京、上海擔任教職，後又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市長，之後又擔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從國外智庫來講，這個“旋轉門”極為重要，您覺得不同的工作角色及其間的轉換，對智庫建設有哪些啟示和借鑒，以及高端智庫如何來打通與決策層的通道？
徐匡迪： 我在高校工作20多年之後，組織希望我到政府部門任職，先在上海市高教局當局長，以後就做了常務副市長、市長。儘管在國外做訪問學者的時候，選過一門宏觀經濟學，但畢竟沒有實踐經驗，作為上海的市長，管理當時全國最大的經濟體，以及產值最大城市的人民生活、各種基礎設施，由於對這方面不太熟悉，就去請教了上海市老市長汪道涵同志。汪老是一位學者型官員，非常儒雅，他指出，“你來自於知識界，與知識界有良好的聯繫，應該多用這些‘外腦’”。“外腦”即為當時對“智庫”“思想庫”的稱呼。利用“外腦”，即將政府待解決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咨詢“外腦”，請“外腦”提出意見和建議。汪先生還給出了建議的人選，其中就包括時任復旦大學校長助理、國際政治專家王滬寧教授。
之後，市政府建立了定期邀請學者座談的機制。市政府擬好題目，請各位學者預先做些準備，每周五下午，市長、相關問題主管副市長、政策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以及六七位特邀學者，共同座談、研討。座談會通常請一位學者主講，而後討論，真正做到了學習國外思想庫（thinktank）的模式。研討會不“養人”，也不“定人”。當時並沒有現在的智庫建設經費，上海市給學者們的“福利”就是在政府食堂裡吃工作餐；而特邀參會學者的專業，應與要咨詢的問題密切相關，比如關於WTO問題，市政府邀請了時任上海外貿學院院長、剛剛從國外回來的國際貿易專家周漢民教授。
我們國家古代就有著名的“戰國四君子”，養士三千。這些士子就是為了給國君及國家提供政策咨詢建議。到了現代，上海市在20世紀90年代初實踐中形成的政府與學者座談、向學者請教的機制，我想正是“現代智庫”的雛形。
近現代社會，知識爆炸性地發展、社會複雜度大大提高，國外首先出現了“思想庫”（Thinktank）的提法，以後漸漸地發展為一種專職的、商業化的模式，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某一問題的思路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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