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中國知識群體、西方傳教士和西學傳播的關系時，以往研究大多聚焦於互動中的單個側面或因素。如“買櫝還珠”說、“種瓜得豆”說、“一分為二”說等等，這些研究往往忽視了西學傳播中雙方的聯系、互動及相應調適。而以醫患關系設喻則比較能够明了晚清中國知識群體與來華傳教士以及中學、西學之間的互動關系及不同群體的心態變化。早在當時，以醫患設喻就已被一些傳教士提出并加以傳播，如林樂知說：“僕與中國誠知之深而愛之至也……如鯫生者尚忍為諱疾忌醫，而坐視沉屙之中於膏肓哉！”（《中東戰紀本末》初篇）“醫國”“良醫”等比喻也廣泛見諸當時的報端和各類譯著。如時人指出：“我國譬如大病之後，貧血之人。”（叔恒《醫國與醫病》）還有人認為：“蓋人有疾病惟良醫得而治之，國有疾病亦然，且國家受病之源，也有外邪內邪的分別，虛寒虛熱的變動，風急火急的時候，羸症怯症的根苗，更有癬疥之疾，初時不甚介意，後來竟致養癰成患，貽害無窮。”（佚名《醫國論》）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一批中國有識之士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面對慘敗痛心疾首。魏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但限於學習西方的“長技”，而仍寄希望於中學和自我改良。如同病人尚未意識到所患之疾的嚴重而試圖以傳統中藥加以調養，他們大聲籲求朝廷“自改革”。如龔自珍曾言“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李紹瀛則訴諸“孔聖人之對症發藥，更能毫厘不差，能使病者一服此藥，則精神勃勃”（《孔聖會星期報》，1911年第174期）。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受時局變化、西學不斷引介等影響，中國知識群體的救國思想經歷了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體用之分”“道器之辨”的中、西學關系指導思想的轉變；由抵制西學到接受西學，由旁觀傳教士傳播西學活動，到主動參與其中，并悉心加以模仿的轉變。不少西方傳教士也針對中國人渴求救國良策之機，大量譯介西學，用“西醫西藥”診治病情漸重的封建王朝。而對刻意夾雜其中的宗教思想，則為中國知識群體所警惕和排斥。甲午戰爭之後，以林樂知為代表的傳教士洞察了國人強烈的救國需求，盡量向救國議題靠攏，在譯介中加入自己的救國強國建議，努力淡化中西對立。如光緒帝師孫家鼐就稱林樂知所譯《中東戰紀》《文學興國策》二書，“瀏覽一過，其於中國之病源，可謂洞見症結，此中國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樂知牧師皆剴切指陳”（《萬國公報》，1896年第91册）。
到了甲午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由於中國雙語人才的增加（出國留學和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的人數增加），使這一階段西學譯介的特點表現為：中國知識分子漸為譯介主體，在西學傳播過程中，逐漸由被動轉為主動，由附屬地位走向主導地位。其情形好似久病成醫之人對於醫理逐漸精通，開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開出更好的救國良方，如壺隱在《我也談談醫國與醫病》中說：“國病如此，國醫又如彼……乞訴鄰家，以求援助，真所謂舍其本而圖其末，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耶。”（《吳興國醫周刊》，1911年版）至此，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播宗教的主要目的已難達成，而其譯介的西學知識在近代中國探索“救國策略”過程中卻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來源： 光明網作者：盧明玉，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社科基金規劃項目“晚清傳教士西學翻譯與西方近代啓蒙思想的譯介”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