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3日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明確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結合實際建設新型智庫。同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更是通過了《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方案》，明確了首批建設的25家高端智庫。
從上述政策措施中足以看出黨和國家對智庫建設的高度重視。受其影響，國內各類新型智庫如雨後春笋般破土而出，也湧現出大量關於智庫建設的文章資料，一股“智庫研究”熱潮興起了。拋開當前對“何為智庫”的不同理解不談，單就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智庫觀察家來說，中國仍有很長道路要走。首先一點，不少人將智庫從業者稱為“智庫學者”或者“智庫型學者”就顯得不甚恰當，更合適的稱謂應是“觀察家”、“研究員”。雖然“學者”定義本身仍頗有爭議，但這一頭銜所指向的知識體系與智庫觀察家依托的知識體系其實是不一樣的。
目前國內很多智庫的研究水平和成果還達不到可向高層決策者提供足夠政策咨詢的程度，一些智庫觀察家們似乎也尚未養成良好的職業習慣和美德。絕大多數智庫所從事的是政策闡釋和解讀，鮮見提出政策倡議和對形勢的嚴謹預判。長此以往，可能導致“有庫無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就曾提醒說，如果智庫只注重闡述決策的必要性，會導致兩個問題，一是造成資源和人才的浪費，最終影響到它們的國際交流能力和對外溝通效果;二是越來越難吸引到研究能力強的人，最終影響到智庫的人才儲備和研究水準。
以筆者的工作經驗來看，當前國際問題類智庫及其觀察家們存在的不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缺少觀點和預判，而觀點鮮明應是智庫觀察家的基本職業素養。可以看到，通常表現出來的做法是只會羅列表面信息和數據，分析中不提供觀點和對基本趨勢的研判，或者雖然提供幾種可能性，但卻不告知讀者其本人對未來趨向的傾向性評估。要麼陳述觀點、提供趨勢面面俱到，顯得無懈可擊，不論未來事態如何發展，都至少有一項“押對了寶”，比如預判某一雙邊關係走勢提供三種“可能”——變好、變壞和維持現狀，其實是一堆廢話。或者採取“先揚後抑”的敘述方式，在大量談及某種可能性之後，又以“但是”、“與此同時”來轉折，指出另一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這樣就確保了其預測的“萬無一失”。
二是觀點鮮明卻不論證，而以事實說話應是智庫觀察家的基本職業品德。這一類觀察家通常的作風可分為兩大類：“學術霸權型”，不提供關鍵的事實和數據，卻喜歡用“事實已經證明”、“你懂得的”、“篇幅所限”等話語一筆帶過，來回避有必要向讀者提供的論證細節;“激情強辯型”，喜歡用“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作為論述的邏輯，以激情辯駁代替理性論述。還有一種人雖提供事實和數據，但卻是有選擇性的，只撿有利於其觀點的說，避開不利於其觀點的事實，悖離了學術研究所必須具備的客觀性。 也有一些觀察家不屑於做預測，喜歡用“事實將如何發展，我們拭目以待”之類的文字逃避事實檢驗。或者搞“模糊預測”，經常使用“在可預見的將來”這樣的表述，卻不對這種時間段到底是何跨度作出明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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