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9日電／諾貝爾文學獎在設立之初，有兩條基本指導原則：“推動文學的發展”和“促進優秀文學家為全世界接受”。然而必須看到，今天的諾獎面臨著一個新的使命：重建文學和大眾的連接。為此，他們需要拓展文學的邊界。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瑞典文學院當成全世界文學的最高裁判法庭，不要以為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對全世界文學所作的最終裁判。
幾乎每一屆諾貝爾文學獎的揭曉都會引發爭議。因為每個人心裡，都有自己認為的最好的作家。
但這一次的爭議顯然不同———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選擇了一位音樂家。
鮑勃·迪倫應該獲獎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或許我們應該先來了解一下諾貝爾文學獎的選擇範圍和原則到底是什麼。
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選擇範圍，諾貝爾本人所作出的規定是很寬的，只要是“朝向一個理想的方向”的作品，都能入選。然而，除了圍繞著“理想”這個詞進行不同時代的解讀以外，還有兩條基本的指導原則：“推動文學的發展”和“促進優秀文學家為全世界接受”。對這兩條的理解，對諾獎的評選影響深遠。
推動文學的發展，往淺裡說，是獲獎人必須是在世的作家；往深裡說，就是讓得獎作家寫出更好的作品來。換句話說，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對那些功成名就者的事後追認，不然的話，院士們根本不需要懂文學，甚至連作品也用不著讀———他們只要了解文學圈的情況，知道哪些人是普遍公認的優秀作家就可以了。
然而院士們並沒有這麼做。如果做一個百年優秀作家評選，將名單與百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名單做一個對比，我們會發現二者的差別很大。
瑞典文學院有一位秘書叫顔爾納，他說我們不是拎著個錢袋，追在那些早就功成名就的老人後面去增加他的遺產的。他們寧願把錢給那些年富力強的人，讓他們從此衣食無憂，不需要再為生計寫作，從而創作出更優秀的作品。他舉賽爾瑪·拉格洛夫為例。拉格洛夫是著名的瑞典作家，寫過《尼爾斯騎鵝旅行記》。他說我們把錢給她，這樣她生活就有保障了，不用再寫那些淺顯的故事和聖誕節小報上的文章，而是可以潛心從事真正偉大的創作，寫出對文學發展有意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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