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要看到三點：第一，特朗普的不按常規出牌與走“偏鋒險棋”的做法不可能常態化，他的鋒芒將會終將在權力鬥爭與國內外打壓下受到消磨而收斂，他最終將在班農的極端意識形態派與馬蒂斯傳統地緣政治派的交鋒中摸索出一條適合其特色的亦商亦政的中間道路。
第二，長期以來經濟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客觀而言，在中國加入WTO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在經濟上雙贏方面做得不夠。市場的開放，特別是在服務業、金融業、政府採購、公司市場兼並、外資的國民待遇管理、政府管制措施方面改革開放的力度不夠。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平衡的發展進程，在西方國家面臨經濟競爭失勢的趨勢下，中國也需要作出適度政策調整，勇於承擔一些義務與付出一定可以承受的成本。
第三，博弈與鬥爭會引致新一輪的談判與妥協，中美需要尋找新的合作點---如推動“一帶一路”與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在美國調整全球跨國公司生產鏈部署的趨勢下，中國需要盡快考慮加快建設地區的新價值產業鏈布局，借此提升中國產業向高附加值方向發展；中美雙方應該在對等開放的基礎上盡快恢復BIT的談判，並在此基礎上探尋中美貿易平衡的機制；中美也需要保持原有“經濟與戰略對話”的機制，在瘦身的基礎上注入活力。
中國需要通過與歐洲及其他國家發展新的關係，制約美國破壞全球化與多邊經濟秩序的行為。與俄羅斯、歐盟、加拿大等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起，堅持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在國際體系民主化中發揮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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