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需要關注外交談判的新群體和外交活動的新使命。談判是外交活動的核心內容，在全球治理日益專業化的背景下，吸納專家參與談判是外交談判中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如何發揮專家在外交談判中的作用，並提高國家在專業領域中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是外交學值得研究的新課題。此外，全球化催生出許多外交新使命。例如，在跨國商務、出國旅遊等活動與日俱增的背景下，外交部門如何維護本國公民及企業在海外的合法權益；在網絡新媒體不斷壯大的背景下，外交部門尤其是駐外使領館如何開展網絡公共外交，澄清事實，闡明政策，吸引駐在國公眾的關注，並建立有利於本國及雙邊關係的輿論氛圍；在經濟活動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的背景下，外交部門如何使外交工作與本國的經濟利益相得益彰；在各種跨國問題相互連帶糾纏的背景下，外交部門如何在功能領域提升外交質量，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維護國家利益。這些新的使命對於職業外交官來說既是挑戰，也是實現外交創新的契機。
在一國內部問題的背後，往往有著深遠的國際根源，同時，國際問題也與一國內部的變化息息相關。外交政策的制定不能僅僅考慮國內訴求和自身利益，還要將全球性、地區性以及國家間的關係納入到政策評估的範圍之內。此外，突發事件可能在網絡空間中迅速得到關注、放大，直接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面對新的挑戰，如何利用不可替代的優勢發揮作用，並通過功能的調整拓展新的外交空間，這是外交部門在新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專家是對外交談判隊伍的重要補充，要使他們成為參與外交談判的新群體。這些都是外交學必須關注的議題，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開拓。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