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本驅動下的歐美智庫正在逐步走向異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冷戰的僵持階段，全球經濟陷入滯脹困境，歐美國家籠罩在強烈的意識形態氛圍中，大企業大資本急切地希望用西方傳統價值觀和自由主義主張影響政府決策，要求政府在國際事務中更加關注它們的利益，資本試圖以新的工具影響乃至支配權力，第三撥智庫由此應運而生。與第一撥智庫比較，第三撥智庫遠沒有那種超越意識形態的公益理想；與第二撥智庫比較，第三撥智庫也沒有那種科學客觀的研究態度和專業方法，而更熱衷於強化和傳播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從運作方法看，這一時期的智庫善於公關和營銷，熱衷於在短期內迅速炮製各類智庫產品和短期議題，它們通過媒體影響選民，會把觀點濃縮後向國會議員和行政官員兜售。它們還會把自己的前雇員或實習生安置在政府部門或國會的職位上，以便當這些人獲得政治權力後，更易於施加自己的影響。它們通過直郵籌款的方式，擴大資金來源，不會因為顧忌智庫的非營利性質而諱言對資金的渴望。西方學者把這一類智庫稱為營銷型智庫，在它們身上，已難以找到智庫和利益集團的區別。如傳統基金會每年都會用炮製的經濟自由指數給世界各國打分，以統一的標準打量世界各國，並樂於對其說三道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智庫的異化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如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收受日本駐英使館捐款，渲染“中國威脅論”，為迎合西方國家中東戰略，吸引資金宣揚“反伊斯蘭”觀念，這類事件比比皆是。一些智庫甚至直接充當政治利益交換的工具，幫助別國政府結交本國官員，以此收受好處。早在2014年9月，《紐約時報》就曾發表過調查報告，從大量數據和談話記錄中發現，有28家美國智庫參與了國際利益輸送，涉及金額高達9200萬美元，其中就包括以“獨立性”自詡的布魯金斯學會等頂級智庫。這在當今西方國家並非個案。諸多號稱不受制於權力與金錢，公正、客觀、獨立的西方智庫，已發生變化，在強大的生存競爭法則下，許多智庫已把自身的發展壯大，嫁接到為特殊利益集團甚至境外利益集團提供專業服務上來，在權力博弈中不遺餘力地為其搶奪話語制高點，這些黑幕無疑徹底顛覆了對智庫獨立性的傳統理解。
縱觀歐美智庫發展歷程可以看到，隨著資本與權力從對峙走向結合，進而緊密合作，許多歐美智庫背離公益理念，喪失財務運營上的非營利性，背棄了研究的客觀公正，走向偏離獨立性的異化軌道。
智庫發展目標與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之間存在三大矛盾
作為獨立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之外的“第五種權力”，智庫要對事關人類命運的發展問題進行戰略性、前瞻性的理性思考和回答。因此，歐美智庫的產生和發展要求其有超越於意識形態的獨立性，但客觀上歐美智庫的發展目標與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之間存在三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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