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導的西方社會運行機制與智庫的非營利性存在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有賴於資本推動，依靠資本推動的智庫不可避免地會淪為利益集團工具，為逐利行為服務。儘管西方慈善活動表面上無私地資助了早期智庫發展，但其本質是資本家意圖通過影響公共政策，主導政府保障資本家利益。儘管一些老牌智庫試圖通過財務制度建設，杜絕資本對研究的干預，但在資本泛濫的時代，這似乎是螳臂當車。如查塔姆學會盡量避免財政運作影響其研究活動，卡內基基金會把基金運作與研究部門分割開，避免資本對智庫的不良影響。然而，由於不附帶條件的慈善捐助減少，一些智庫也需為稻粱而謀。20世紀80年代，美國企業研究所在財政狀況惡化後，為了爭奪捐款，由持溫和保守立場的智庫轉型成更加激進的新保守主義智庫。甚至連布魯金斯學會也鬧出因收取中東某國政府高額資助，杜絕在研究報告中對該國進行批評的事情。
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化與智庫公益性發展宗旨存在矛盾。智庫要為公共利益服務，既要服務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又要為人類全球發展的共同利益服務，在兩者形成衝突時，應該理性地尋找平衡點，推動協商包容地解決問題。然而，西方文明固有的優越感使歐美國家在討論國際議題時，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其他國家。這種把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解決之道與智庫的公益性訴求相違背。歐美智庫很難一邊服務於處處泛政治化的西方政府，一邊堅持自己的公益主張，最後只能改變自己的理想化訴求，成為為西方價值觀服務的工具。
西方政治機制民主化與智庫專業化研究能力存在矛盾。在西方民主機制中，選民在面對公共政策議題時，既缺乏對具體信息的全面了解，又難以應用科學方法做出專業判斷，這為通過操弄民意影響決策提供了機會。營銷型智庫的代表——傳統基金會的成功秘訣就在於充分利用這一機制缺陷，在短期內充分擴大自身影響力，這讓專注於專業研究的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黯然失色。追求政策影響力的短期效果必然導致智庫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使長期性、嚴謹性、專業性研究退出思想市場。
歐美智庫異化現象對我國智庫發展的警示
歐美智庫從獨立走向異化現象的背後，不僅反映了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內在問題，也隱含著智庫自身發展中的運作體制機制缺失。為此，我們也應該認真地思考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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