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隨著債務和信貸資本成為取得市場經濟主導地位的重要基礎，債務和信貸問題的危險也從局部區域擴大到全部的經濟範疇。儘管對於中國來說，國家政策層面正涉及有目的地將債務信貸投向實體經濟，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並開始審慎對待那些能夠引起系統性和政治性雙重風險的地方債務，以維護國家利益的穩固。但是，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對一個更活躍的債務信貸資本僅僅是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它既沒有能力改變本身的經濟狀況，也沒有辦法去推動一個缺乏活力的實體經濟——當全球經濟同樣陷入這種經濟泥淖的時候。並且在貨幣金融這個全球最重要的經濟競賽上，必須特別注意對系統性風險的備防和國家區域情勢的政治評估，以防止那些聯合起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可能在未來崛起的一個潛在對手的徹底遏制。
（六）中國在發揮其經濟影響的同時顯然還沒有深刻意識到政治和地緣因素仍然是長期影響國際事務的關鍵要素（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或者說歷史和地理層面對一些國家的外交政策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中國同周邊鄰國的關係乃是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單位，儘管戰後世界格局的七十多年當中，各國已大大限制了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對武力的使用，但無論是領土衝突還是局部戰爭仍然是影響和改變一個國家經濟情勢乃至政治狀況的重要因素。由於歷史性的緣故，國家領土面積的大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為衡量或決定一個國家戰略空間和核心力量的重要基準，一些國家仍然意圖通過以實現領土擴張的方式改變其國際地位和國家戰略縱深的發展空間（包括土地、礦產、港口、運輸、工業、人力等），甚至轉嫁其亟待解決的經濟問題和國內矛盾。更糟糕的是，由於亞洲政治核心力量的缺乏和經濟活力正在更加普遍地下降，那些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優勢正逐漸疲耗殆盡，加上亞洲地區地緣政治板塊的脆弱性，以及潛在衝突和戰爭威脅所帶來的不安全感，這些情況都將為視亞洲事務為其核心利益的美國提供特殊機會，以維護太平洋安全的名義介入干涉。
二、全球政治格局面臨失序
一連串複雜的新形勢正給整個國際秩序帶來嚴峻的挑戰，這不僅來自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部危機，而且全球政治格局的日趨崩壞早在十年前即已開始出現。2007年的美國次債危機使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出現了力量上的短暫真空，不僅美國和整個歐洲經濟情況都虛弱不堪，一些國家陷入混亂，美元國際貨幣體系支配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從而促使一些新的經濟關係和貨幣框架開始成型。毋庸置疑，作為目前看來仍是第一和唯一世界超級帝國的美國依舊是地緣政治的主要棋手，且在全球事務中占據首要地位，但從長遠看，世界版圖的力量角逐已經開始排除一個由單一占據支配地位大國的持久存在——也就是說，出於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一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被孕育創造。
如果我們願意矚目於世界的話，就會發現：
（一）歐洲已不再是一個樂觀的前景，相反，他很大可能將成為世界上最為脆弱的地緣板塊之一。一個大歐洲的概念是建立在把歐洲看成是一個具有相同的文明來源、歷史進程，以及大體相近的價值觀和宗教性的基礎上，可以說歐盟和歐元區貨幣體系的建立促進了這種相同意願的共同承擔，或者說是歐洲債務危機同樣提供了歐盟國家以實現相互團結的機會。然而，與一個大歐洲傾向相反的是，歐洲經濟陷入了持久的低波動性，並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歐洲政府債務的增加並沒有行之有效地保持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誠然債務的增加或許能夠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對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仍然缺乏點燃整個歐洲地區的經濟活力（見表一、二）。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歐盟28國GDP為14.82萬億歐元，實際GDP增長率1.9%，政府合計債務12.39萬億歐元，占GDP的83.5%；2016年歐元區19國GDP為10.74萬億歐元，實際GDP增長率1.8%，政府合計債務9.58萬億歐元，占GDP的89.2%。令人失望的經濟前景不僅引發了2016年6月23日的英國脫離歐盟公投和2017年3月29日英國致函歐盟宣布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離歐盟程序，也使得歐洲將面臨自身力量更大程度的分裂（無論是德國和法國計劃組建新的核心歐元區，抑或是法國、荷蘭、奧地利、匈牙利和芬蘭意圖退出歐盟，又或者是希臘、意大利等國家仍舊處在糟糕的經濟景狀中），並且難民問題亦將是各歐洲大國越來越突出的國際和國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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