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國的安全是建立在國際舞台上起決定性作用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在內的綜合國力影響，因而美國的戰略範圍很少只局限於本國，而是集中於將他在全球和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和支配力量視作其核心利益的保護——在這一點上，歐洲和亞洲區域並無區別，因此，恢復美國的昔日繁榮、重塑美國精神和確保美國自身的安全毋庸置疑成為了美國總統特朗普野心勃勃的政治目標（詳見作者2016年12月7日發表文章《特朗普贏得大選：美國已做好國家戰略調整之一切必要準備》）。美國確實是具有獨一無二地位的全球性帝國，可是俄羅斯這一重要地緣政治對手的重新崛起使得美俄在歐亞大陸的天然衝突再次死灰複燃，因此，美國有目的地進行一場來自資本主義複雜經濟體系具有天然優勢的對俄經濟制裁，以及蓄意通過在地緣支軸要害國家的局部對抗來發揮其全球軍事力量，以加強其國家影響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說，對當前的美國來說，美俄間的相互妥協或是在政治上的短暫休戰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並非是不合時宜的，正如1939年秘而不宣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那樣，建立一個可供彼此爭取時間的秘密關係（或者說是兩國關係上的緩衝地帶），以應對和備防即將到來的戰爭威脅。
顯然，美國尚未解決其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自身更進發展的方向性問題，儘管他過去處在極盛時期，且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全球性的快速反應，可是伴隨著債務危機以後美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事實上削弱，他的美元貨幣地位除了受到來自大歐洲計劃的歐元區和中國邊緣化美元戰略的挑戰之外，還受到了來自中國、伊朗、俄羅斯以及其他越來越多國家在美元實現其國際貨幣體系主導地位的重要基礎——石油結算上的攻擊，這就導致了美國變得過於龐大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所製造出來的債務美元資本從長遠看是缺乏穩定的支撐力量，同時它也缺乏一個必須的國際貨幣監管中心單獨的對其進行管治。持續的債務增長削弱了維持這一貨幣體制的必要平衡，而民眾業已無力亦無意願為此做出責任承擔和債務償還。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和財政部數據顯示，美國2016年GDP為18.45萬億美元，政府債務總額為19.97萬億美元（其中公眾持有債務14.43萬億美元，政府持有5.54萬億美元），占GDP的108.23%。同時，美國長期存在的種族矛盾正在加劇美國區域性的分裂意識（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區域界限對於美國民眾的種族意識和地域性分布至今仍影響深遠），很難說這種影響不會同債務失衡和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引發新的共振反應，從而將範圍擴大到更深遠的政治和軍事範疇。
（三）俄羅斯對軍事力量的重新掌握，意味著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爭奪的回歸，以及美國很難再在歐亞大陸的地緣要害國家快速地取得主導和支配地位，特別是在那些強大軍事力量能夠取得決定性作用的地區。儘管俄羅斯缺乏在經濟力量上的優勢，並且至今仍舊處在美國及其同盟陣營國家的聯合經濟制裁（甚至擴大）之中，但是鑒於俄羅斯自身作為一個非資本主義體系在經濟方面所保有的國家政治力量的有效經驗，意味著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作為棋手的競爭力量不可能很快喪失，並且以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衡量標準去評估一個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國家的經濟情況是極為可笑的。也就是說，美國確實擁有全球資本經濟的核武庫，並且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完全有能力發動一場經濟戰爭，但是嚴峻的現實是，由於俄羅斯並未被完全地納入整個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或者說是出於歷史性的原因，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依存，這就意味著美國缺乏遠距離的戰術投送能夠更進地增強其在資本主義領域對俄羅斯的經濟破壞影響——也正是如此，出於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濟領域具有天然優勢，這就決定了俄羅斯的崛起必然是選擇基於軍事力量的地緣政治角逐而絕非是以經濟力量實現其對勝利的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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