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3日電／繼浙江省兩起“政策前二孩”案後，另一起“政策前二孩”案的當事人——江蘇睢寧縣高作鎮的仝剛、唐保桃夫婦近日表示，一、二審敗訴後，他們向江蘇省高院提交再審申請，並於11月20日收到了《受理行政再審申請案件暨告知合議庭組成通知書》。
從獨生子女到“單獨二孩”，再到“全面二孩”，是國家對生育政策及法規做出的重大調整。“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已明確寫入了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8條，該條還規定：“夫妻雙方戶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關於再生育子女的規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於當事人的原則適用。”
但“政策前二孩”當時未受處理，新法生效後還要不要追罰，貌似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由此也導致了相關當事人和當地衛計部門的“拉鋸戰”不斷；浙江、廣東、江蘇……此類案件審理頗多，也一再成為公眾關注焦點。
“政策前二孩”應不應被追罰？其實從法理上不難推導出結果。無論刑法領域，還是行政法領域，在新舊法規的更迭過渡期，關於法規溯及力問題，都有個基本法律原則：“從舊兼從輕”，其要旨在於“有利於當事人”。具體說來，當事人的行為，要是按舊法規不需處罰或處罰為輕，但按新法規需作處罰或處罰為重的，那就考慮適用舊法規；要是舊法規需作處罰或處罰為重，但按新法規無需處罰或處罰為輕的，那就考慮適用新法規。毫無疑問，對“政策前二孩”，當時未作處理的，如今不應再追罰。
具體到江蘇“政策前二孩”案而言，當事人仝剛、唐保桃夫婦是2012年6月17日生下第二個孩子，當時未被處理；2016年1月1日，“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的新規正式生效；而2016年5月23日，他們卻收到《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兩人合計被徵收104584元。當地衛計部門如此做法，不符合具體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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