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倫理的自律與他律
去年十一月底台大舉行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時，我每次出席，一定要求候選人說明他對學術倫理的看法。十一月卅日，在管中閔說完他的治校理念之後，接著是由周美吟上台。我特別問她：“你現在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而遴選委員中又有一位“中研院”院長，這中間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是否需要迴避？”她說：“我看過遴選細則，好像沒有這樣的規定。”
我很不以為然，卻找不到再次發言的機會。事後，我在“民意論壇”發表〈台大校長遴選的自律與他律〉，文中指出，西方主張“義務論”道德代表人康德認為：人以其“善的意志”規約自己，為義務而實踐“定然律令”的道德行為，是“自律”的。反之，以條件式陳述，考量行為可能導致的經驗後果，則是“假言律令”，依此而作的行為則是“他律”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中華文化傳統並非沒有類似理念。其差別在於：康德“義務論”道德，是以“上帝存在”為前提，而華人道德則以“良心”為基礎。台灣不是基督教國家，如果不懂得如何針對自己的文化傳統作“創造性轉化”，而只會橫向移植，西方講究“自律”的“義務性”道德，必然淪為毫無精神內涵的倫理教條。
三、政治干預學術
迴避利益衝突是西方“自律”道德的基本要求，在儒家叫：嚴明“公私之辨”。遴選委員中有位“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中有“中研院”副院長。這樣的遴選委員會能選出什麼樣的台大校長呢？他們選出的校長能夠提振台大的“自律”精神嗎？如果“他律”式的倫理教條都不足以約束師生的行為，我們還能談什麼“傅斯年精神”？台大的頹勢還能夠振衰起敝嗎？文章刊出後，遴選委員會沒有任何回應，“教育部”也視若無睹，不發一語。我以為這件事大概就不了了之，沒想到新校長遴選出來之後，竟然受到綠營的全面圍剿。
這件事最重要的是“立委”的介入。即便遴選的程序或過程，都是台大自己的事，政治力伸入校園，根本違背政府一直標榜的大學自治理念。何況，“立委”們在審查“教育部”預算時，提出要求釐清的建議，根本就是挾預算權以令“教育部”，以政治力量干預大學校務！
因此，當天我再投書“民意論壇”，公開指出：台大校長遴選過程中如果有任何必須利益迴避的問題，民進黨“立委”或時代力量黨團在遴選委員投票前就應該提出來。為什麼在遴選過程中，對“中研院”正副院長明顯的利益衝突裝聾做啞，在遴選結果公布後，才想到要用“人肉搜索”的方式，去清查當選人的歷史背景？這難道不是因人設事嗎？如果今天台大校長的當選人沒有藍色背景，民進黨“立委”和時代力量還會這樣做嗎？這不是“政治迫害”，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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