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特朗普減稅法案期待通過大規模減稅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然而大規模減稅短期將導致美國財政收入的下降，收支缺口將增大，財政赤字率可能不斷上升。從儲蓄-投資=淨出口的宏觀恒等式來看，財政赤字的擴大可能伴隨著儲蓄的下降，最終促使國際收支赤字的增加，這將與希望改善國際收支失衡的貿易戰相衝突。
三是貿易戰可能誘發“修昔底德陷阱”風險。
歷史經驗表明，強國與崛起的大國之間可能爆發衝突的案例不少，應對中美之間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重在推動中美的合作，管控分歧，如果美國單方面持續推動貿易戰升級，客觀上將促使中美之間大幅縮窄合作的空間，中美出現全面對抗的概率就可能上升，中美“修昔底德陷阱”風險可能加大。
中美如果全面對抗，那麼將對世界的金融、貿易、投資、產業等經濟體系及經濟增長都形成重大的負面影響，使世界政治經濟陷入泥潭，中美都無法獨善其身，中美將面臨雙輸的風險。
四是貿易戰暴露美國單邊主義傾向，弱化美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促使美國主導世界能力的下降。
美國作為全球治理體系的主導者，卻未能很好駕馭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出現的新問題，預示美國主導全球的能力在下降。特別是近年來全球治理體系呈現複雜化、碎片化等問題，東盟十國倡導構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俄羅斯倡導構建歐亞經濟聯盟，美國自2009年以來力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及服務貿易協定（TISA），但特朗普並不認可當前的治理機制改革方向。上述治理體系互相交叉，全球經濟治理碎片化的問題十分突出。當前美國如果執意規避WTO等全球治理體系，單邊訴諸於貿易戰，那麼不僅美國無法重塑自身在全球的地位，反而會讓自身的地位加速弱化。
中國具有充足政策空間應對美國貿易戰
上述分析表明，貿易戰不僅無法保障美國獲得好處，而且美國還面臨著一系列不確定性的風險。然而，美國發動貿易戰，可能還有一個目標就是希望借此打壓中國，如果中國沒有反擊之策，那麼中國在此過程中可能遭受重大影響，中美的實力相對差異就可能擴大。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向全球展示應對美國貿易戰的政策空間，由此警示美國不要低估中國的應對能力，並且進一步釋放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道理，倒逼美國重回談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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