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白人中下層對國際經濟和政治事務的理解相對簡單，也造成了特朗普願意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對待美國的貿易逆差。大多數教育程度在高中、大專水準的美國人，事實上無法理解20世紀70年代以後世界貿易格局變遷的理論邏輯，包括特朗普本人的世界觀也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初，即在收益遞增、規模經濟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變成主流之前的舊貿易理論。舊貿易理論的核心，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南北貿易模式，發達國家出口製成品、發展中國家出口資源產品，美國的例外在於它也是農產品出口大國。而新貿易理論試圖解釋的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貿易品，不是製成品或者資源品，而是同一產品的零部件。在舊貿易理論存在的世界中，利益的分配是相對簡單的，這是締造美國世紀的一代人可以在政治上構建“內嵌的自由主義”框架的經濟基礎。而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登上美國政治經濟舞台的新人，他們面對的技術水準和貿易環境完全不同了，很難區分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鏈貿易的收益分配，因而也不太能夠讓中下層分享這種利益，其結果是美國越來越發達，中下層所占相對份額越來越少。
從中下層的認知來看，他們並不認為高技術能夠幫助他們獲得更好的收入水準。在他們收入獲得感變差的二三十年中，美國的技術領先水準幾乎是個不變數，就跟前文提到的美國國際地位和絕對的經濟總量一樣，甚至還處於增長態勢中。對於文化程度不高的這批人來說，要弄懂高技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僅需要花費時間，也需要美國聯邦政府付出更大精力培訓再上崗。因此，中下層所希望和要求的特朗普政策目標，難以把打壓其他國家的高技術發展能力作為核心目標。如果把握了這一點，就能理解特朗普擴大對華貿易摩擦的邏輯所在，高技術可能是目標之一，但絕不會佔據首要地位。正如哈佛大學教授、長期研究中美經濟關係的帕金斯最近指出的，特朗普並沒有弄明白“中國製造2025”的確切含義，他目前還在繼續削減美國研發領域的研究經費，這顯然與高科技領域競爭背道而馳。如果特朗普提高關稅清單的性質是一場“高技術戰爭”，中美就不會有談判的空間。相反，如果特朗普的目標是為了擴大就業、增加收入，那麼意味著美國最關心的問題是中美貿易關係中的收益分配如何更多地轉向美國中下層，這既涉及到美國國內制度調整，也涉及到中美關係的調整。
與更加重視國內分配的貿易關係相匹配的國際制度框架會非常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後美國要推動的全球化，不會是以往的那種更有利於金融企業和大公司的全球化，而需要更多照顧工人階層的利益。從技術水準上看，文化程度並不高的工人階層能夠參加的產業領域是有限的。或許，美國型的資本主義正向著北歐型的資本主義轉變。但是，在此過程中美國對外政策的方向會很劇烈，因為美國遠比北歐國家擁有更強大的實力調整國際格局，白人精英也不會眼睜睜看著特朗普隨意更改這麼多年來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雙方的博弈還會繼續加劇。從中下層的利益來講，如果發動一場戰爭有利於增加傳統軍工產業的產出，從而有利於增加工作機會，中下層也會投票支持特朗普。但是，如果這種戰爭只是繼續有利於金融集團，那麼支持力度會很有限。因此，二戰以後盛行的所謂經濟相互依賴有利於降低衝突這種定見，可能也不完全適用於特朗普時代的美國。至少，美國白人中下層並不認為經濟相互依賴加大會顯著改善他們的生活。按照民主制度的投票規則，這些人顯然會有很大的權力。特別是，在所有中下層的收入都普遍降低時，他們的集體行動能力是很強大的。特朗普戰勝希拉里就是這種集體力量的體現。
從特朗普需要中下層的投票這個邏輯來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重心是解決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時代創設的國際規則，而不是將矛頭對準崛起中的中國等新興市場。因此，我們不難看到，特朗普最初提高鋼鐵、鋁製品關稅時，名單中也包括歐洲、韓國和加拿大。後來，在給予這些國家臨時豁免權時，仍要求提高日本出口至美國的鋼鐵產品關稅。顯然，如果是奧巴馬在台上，他不會對同盟夥伴出這種招數。事實上，奧巴馬的言論遠比特朗普更赤裸裸地揚言要捍衛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TPP簽署時，奧巴馬明確宣佈，不能讓中國制定21世紀的經貿規則。而特朗普雖然是個大嘴巴，他本人卻從來不會說這種話，他只是強調主權、公平和開放的“印太地區”。一個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國使用“主權”這樣的字眼，過去是很少見的，由此可見，特朗普的聽眾並不是白人精英。對特朗普的中下層選民來說，21世紀的經貿規則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經貿規則，他們是這種規則的受害者。特朗普機智地選擇從雙邊角度突破這種規則，這說明特朗普頭腦中有一套做法，不是臨時出招的。因此，中美關係中長期以來流行的一些說法，比如經貿關係是壓艙石，需要重新思考。下一階段經略中美經貿關係，務必更加精細、精凖，讓美國中下層認識到中國的貿易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