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經關聯性增強下的亞洲局勢
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白人精英喪失了二戰後主政者那一代人的戰略遠見和政治能力，目前在國內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不僅沒有辦法彌合政治對立，還有可能衝擊民主制度。其主要原因是，收入的分配出了大問題。以往，在收入分配問題不大的情況下，美國的國內政治與世界經濟是相對分離的，美國精英通過國內的一套制度安排，便可以穩定工人階層，不用分心時常考慮國內民眾的需求，專心致力於在海外進行實力拓展。只要白人精英海外利益持續穩定地分配給國內民眾，那麼這種國內-國際協調的機制就是穩定的，但是一旦不能分配好，這種機制就是不穩定的。目前的美國正處於重新構建國內-國際相互協調機制的新時代，國內政治與世界經濟的關係重新密切起來。尤其讓特朗普支持者焦慮的是，在國內分配的制度還沒有重新調整過來時，海外的政治經濟安排也面臨著重大的挑戰。因此，美國亞太政策的舊框架已被打破。
如果以這種視角重新看待美國與亞洲的關係，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出新的結論。長期以來，美國運籌其亞太雙邊同盟關係的基礎是美國國內-國際相互協調的機制穩定存在。如果忽視這種基礎，我們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分析就失去了基本坐標，很多判斷類似於《呂氏春秋》記載的“刻舟求劍”的故事，決定美國政策框架的那個基礎早已今非昔比，而我們還在劃線的那個地方尋找美國對外政策的真實目的。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亞太政策框架開始初步建立，那個時候“內嵌的自由主義”大框架也同步確立。20世紀70年代，美國從越南戰爭撤離，在雙邊同盟框架內拉攏中國對抗蘇聯的擴張，中美關係成了一個“凖同盟”，這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一個大的調整。但是基本上來講，還是以蘇聯為主要敵手，美國國內基礎沒有發生較大的變化。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90年代末，美日經濟競爭成為美國亞太政策的主要推動力，美國亞太政策進入第二個階段。這個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日本憑藉日元升值，成為人均收入超過美國的國家。美國農業部資料顯示，1989-1997年間，日本的人均GDP高於美國。IMF資料則表明，以現值美元計算，1987-1997年間，日本的人均GDP高於美國。這一階段也是美日貿易摩擦最為激烈的一個階段。1992年，克林頓上台後，立馬停止了雷根總統的星球大戰計劃，將國家建設方向調整到經濟。1993年7月，克林頓到訪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克林頓提出要建立太平洋共同體，核心是重構與日本的經濟關係，特別是扭轉對日巨額的貿易赤字。不過，那個時候，憑藉互聯網等新經濟，美國國內經濟增勢良好，“內嵌的自由主義”框架還在發揮作用。美國白人精英繼續贊同多邊主義，比如將關貿總協定升級為WTO，達成北美自由貿易區，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等。
特朗普時代的亞太政策顯著不同於以往，但有很大一部分延續了奧巴馬時代的做法，不過原因有些不一樣。例如，2015年底，奧巴馬出台了其任期內的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大幅度修改了對地區重心的安排，將亞太置於首要位置。事實上，從1987年美國出台第一份國家戰略報告起，歐洲就是美國首要關心的地區，其次是中東，然後才是亞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佈了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地區重心的排序上，與奧巴馬政府的第二份報告是一樣的，只是其範圍更廣一些，從亞太擴展到了印太。其原因，除了安全方面的考慮——白人精英更有遠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極力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而特朗普更為重視經濟收益的分配，因此主要還是經濟方面的動機。從美國貿易赤字占比來看，印度的重要性超過韓國。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在國會作證時明確指出，美印關係的三大支柱分別是賣軍火、賣能源和擴大貿易。鑒於印度目前的增長態勢以及成長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潛力，美國是南亞地區最大的交易夥伴，特別是美印貿易中服務業貿易占比較大，特朗普將印度視作平衡美國貿易的主要夥伴，也是說得通的。此外，特朗普也明白，如果美國經濟發展不行，他的國內再分配方案也難以行得通。只有把蛋糕做大，他所代表的勢力才能與白人精英階層達成新的國內分配方案，這也是他同意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部分採納奧巴馬方案的原因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