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從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中國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後，其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而是基於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這對特朗普而言當然是空前挑戰。從戰略上圍堵中國日趨強大的高端製造業體系，逼迫中國按照美國的設計第二次“入世”，將中國的發展態勢控制在美國主導的既有秩序框架內，是美國一以貫之的戰略目標，無論誰當美國總統。
中國也不缺談判高手，因為真正意義上的談判，既要看談判代表應對複雜局面的水平，更要看其背後有哪些國家力量工具。概而言之，就是中國早已具備的硬實力，沒有硬實力，弱勢一方的任何交鋒恐怕都是蒼白的。
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不是一場貿易對抗就能阻止的，中國早已跨越日本當年的“5萬億美元陷阱”，只要中國保持發展定力，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單邊乃至多邊力量可以輕易切割中國的核心價值鏈。中美圍繞國家利益之爭必將展開多輪博弈，包括合作性博弈與非合作新博弈。為此，我們必須超越以往的慣性思維，掌握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應對能力，提升對貿易戰的早期預警與反制能力，也要探索構建中美之間有效的利益分享機制，展現出高度的國家智慧。因為，從全球經濟金融競爭與格局變遷的趨勢來看，中美兩國將是未來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擔保人。這個趨勢，不論美國喜歡不喜歡，恐怕都如此。
（來源：中國網 作者：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