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無法否認的事實，金正恩的成功與失敗，以及南北關係改善的成功與失敗，完全取決於其是否能夠對於進行“清算過去”，而且在此基礎上能夠實行何種程度上的改革開放。慶幸的是，文在寅總統的“三不”政策保障了金正恩以及朝鮮領導人們的體制安全，今後如果美國能夠與其建交並以和平協定保障朝鮮體制，那麼金正恩很可能克服“安全陷入兩難的困境”，走如同鄧小平那樣的改革開放之路。
第四，如果有像金正恩這樣具備確切政治權威的領導人的話，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開放，所以是值得期待的。當年鄧小平執政時期的中國也是依靠“新權威主義”這一政治權威，使得“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變得到了成功。
第五，在南北對峙依舊的狀況下，如果朝鮮不通過自身的改革開放來誘導體制的安定以及經濟社會的發展，那麼朝鮮的政治體制以及金正恩政權自身陷入沉沒漩渦當中的可能性依然非常的大。最近雖然通過一連串的外交活動，金正恩的統治地位得到了安定，但這不意味著內部權力的穩定。“金氏權力”的安定性隨著朝鮮社會的變化、南北關係的變化，以及改革開放的擴大變得不安定是必然所向。南北間的政治性接觸使得人們對於政治軍事影響過於敏感，具有使實務性的交流合作發展急速游離於冰火兩重天的境地的缺點。
為了今後的南北會談內容能夠實質性地履行，首先，對於民間的交流合作，韓國積極採取主導開放政策，政府應持旁觀態度來管理，以韓國民間逼朝鮮政府，這樣才能使朝鮮不能再將朝韓關係利用於其政治遊戲，使南北交流合作事業能夠減少政治風險，也對朝鮮的改革開放起到正面性的影響。
其次，“板門店宣言”中開設“南北共同聯絡事務所”的這一舉措雖然非常地具有意義，但有必要使其脫離具有濃厚的聯邦主義方式的一切政府主導管理方法的特徵，要擴大民間自主韓朝交流管理機制的模式。
再次，不僅在離散家屬相逢，還要在書信通信以及自由往來等方面，通過韓方以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並採取先行主動開放的政策，使朝鮮在其安全考慮範圍之內也能夠接受。因為過去韓國政府採取對朝政策，雖然說為朝鮮同胞的人道主義的考慮，但還是主要優先考慮朝鮮政權以及體制的安全，包括離散家族的團體見面也就是，於是一直徘徊在政治性的遊戲當中，無法突破南北之間的實質性的交流合作關係，有著明顯的局限。於是若要突破那種局限，現在開始要積極主動採取開放民間交流的新範式。
最後，在韓國在目前正在討論的修改憲法的過程當中，有必要對“統一之前的南北關係”或是“永久和平體制”等的韓朝關係或統一問題有關的概念或議題的含義進行明確的規定，有必要整頓相關的法規。比如像台灣的“憲法增修條文”一樣，如果不在“憲法”上對“統一之前”進行明確的規定，若保持目前一樣只有規定統一進程和目標的內容，今後統一之前的對朝關係也難免隨時受到韓國國內政治變化等國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