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首《中國結》裡“心臟”和“臍帶”的比喻，已經表明了詩人對創作、對生活新的定位。所謂的家，不應只是祖傳的一塊地，更應是自己耕耘的一塊田。對於台灣成長的作家，台灣自然就是他們的家，這也許不是出生權，卻一定是出力權。余光中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
他又說，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地理的鄉愁固然可解，但文化的鄉愁依然存在，且因大陸社會的一再改型而似乎轉深。此時，他的鄉愁詩並不算多，卻有了新的風貌。節奏放緩，感念沉潛，鄉愁不僅是故鄉的思念，故地的追尋，還是歷史文物和藝術精品中蘊含的民族記憶。鄉愁已成為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它就是腳下的土地和身旁的人群。
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本土，是今人遠征的初始起點。一邁步，腳下已經開始離開本土了。由此可知，本土文化的生命在於延伸，與別人的本土碰觸、交接乃至融匯變異，由此不斷拓展，擴張自己的文化“領土”。
筆者綜論，台灣乃至高雄，有豐富多樣的文化資源和特殊的文化經驗，以及建築其上的文化傳統。如果自戀自閉自溺，用減什麼或者去什麼來框定在地文化，在地傳統將日益狹隘終成窒息。余光中用“加”甚至是“乘”來展示台灣在地文化的內涵與經驗，並沒有消減了“本土性”。相反地，他使在地色彩有了民族鄉愁的重量，他的高雄詩篇擴張了台灣本土情懷，賦予它一種世界性的文學語彙。因此，我們可以相信，余光中創作、教學與生活的高雄，將成為華人文化藝術勝地，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新地標。我將盡地主之力，儘快實現這一理想目標。
（作者林富男為台灣藝術研究院院長、南台灣觀光產業聯盟總召集人，本文發表於2018年12月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四屆中華文化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