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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即將全面復興的時候，台灣不應該缺席！ |
中評社╱題：從現實政治“理”與“力”的辯證關係展望兩岸未來 作者：朱高正（台灣），台灣政論家、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
作者指出,探討兩岸關係，務必從現實出發,處理好“理”與“力”的辯證關係。所謂從現實出發，就是要注重歷史的延續性，以及兩岸間實力的動態變化！講理就是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人（不論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為主體的這種同理心來審視兩岸的現狀與未來。台獨無異是引火自焚。這40年下來，證實了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巨大的、舉世公認的成就。在中國即將全面復興的時候，台灣不應該缺席。大家要敞開胸襟，儘快在確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就如何落實“一國兩制”，為完成和平統一加把勁！
一、前言
台灣從解嚴以來，就是一個崇尚自由民主的社會，而“言論自由”則是各種自由權利當中，涉及公共領域最重要的個人權利。
解嚴以後，可說是百家爭鳴，每個人都可以講出他自以為是的一套。每個人雖然有權利暢所欲言，但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議題，並不是各種意見都是等值的。我們要看看，這個人十年前講過的話，現在經得起考驗嗎？20年前講過的話現在如何？而30年前講過的話現在又如何？我們要從這種歷史的縱深來評判一個人言論的意義與價值，而不是盲目地以為，各種意見都是平等的、都是等價的。易言之，每個人的言論自由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其言論的內容卻未必是等值的。
今年元月2日，習近平在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平心而論，這一篇《告台灣同胞書》的主旨，是在闡述當時大陸已經與日本、美國建交了，國際形勢大為緩和，因此正式宣布終止對金門地區的砲擊，呼籲兩岸儘快簽訂和平協議，結束內戰狀態，倡議通郵、通航、通商，以及兩岸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經濟交流、體育交流與文化交流。這也就是所謂的“三通四流”。而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當局怎麼回應？那就是眾所周知的“三不”：也就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而事實證明，40年下來，大陸所倡議的三通四流已經都全面落實，而國民黨當年信誓旦旦的所謂三不政策，卻由於華航機師王錫爵駕著班機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而被徹底粉碎。今天民進黨當局甚至還自怨自艾地說：“大陸的官員到台灣不願與執政當局接觸。”就政策的執行力而言，兩岸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所以每個人雖都可以暢所欲言，但事實上可行與否卻是另一回事。蔡英文從當選總統以來，對於九二共識，向來口風十分緊，從來不輕易承認有所謂的九二共識，但是也從來沒有直接否認過九二共識。然而最近卻因為九合一選舉慘敗，使得她在回應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的講話，竟然直接冒出了否定九二共識，使兩岸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其實，到底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具體內涵又為何？平心而論，並不那麼重要。九二共識的可貴之處，正在於提供了足夠的模糊空間，讓兩岸可以各取所需，擱置主權爭議，去落實和平交流。如果不此之圖而錙銖必較，要爭論一個客觀上的、實質上的九二共識具體的內容，那兩岸之間就不可能會有像今天這樣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發表任何意見，不能脫離現實。就像毛澤東講的，不到基層搞調研，就沒有發言權。像兩岸關係這麼重大的問題，更是如此。我們提出任何主張，不能衹說給台灣同胞聽，也要講給大陸同胞聽。講話不能脫離歷史事實，更不能脫離現實。很多政客在台灣喜歡講兩岸關係，卻一輩子沒去過大陸，對大陸毫不瞭解。其實，共產黨本身並不可怕，但是如果共產黨能代表壓倒性的大陸民意時，那就變成非常可怕了。在處理兩岸關係的時候，應該要很清醒地有這個認識。你在做任何主張，不能衹讓台灣同胞聽得懂，也要讓大陸同胞能夠產生同理心。一個社會不講理，就變得不講是非，這個社會就很難有好前途。台灣社會從解嚴以來，本土化聲浪無限上綱，衹要喊出愛台灣，就可以讓任何主張得到正當化，這是台灣現在最要命的地方。似乎衹要愛台灣就可以不講理，這是在處理兩岸問題的時候，不得不去正視的一個嚴肅問題。我們已經發現有人主張，衹要愛台灣，就可以不遵守憲法；衹要愛台灣，貪污也無所謂；連歷史教科書都可以隨著興之所至和意識形態來修改。搞到最後，不知情的老百姓，就被這些不負責任的政客所編織出來的迷思所誤導。
現實政治的運作，其實就是“理”與“力”的鬥爭。一般而言，當權者手中握有的就是實力，而在野者或挑戰者衹能靠義理來爭取選民的認同。假使當權者不輕易動用手中的實力，且願意接納來自在野黨派所要求的義理，那就是既有力又有理的賢能政府。假使當權者罔顧在野合理的訴求，一味倚仗實力來治國，那這個政權必將岌岌可危。而在野者如果濫用憲法上所賦予的國會議員言論免責權，漫天要價，終將為選民所唾棄；反之，如果懂得善用議事手段，利用議會辯論的機會，以理服人，纍積實力，化理為力，那終將有機會由在野者成為執政者。
如何處理好“理”與“力”的辯證關係，正考驗著當前台灣檯面政治人物的智慧。因此我們要探討兩岸關係，就務必要從現實出發。所謂從現實出發，就是要注重歷史的延續性，以及兩岸間實力的動態變化！講理就是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人（不論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作為共同主體來看的這種同理心來審視兩岸的現狀與未來。
二、兩岸間“力”的對比
台灣的經濟奇蹟，要從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的簽訂開始，1971年台灣的人均所得為403美元。在這之前，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韓戰爆發的第三天，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這使得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權，在軍事上與政治上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但是從那時開始，台灣也就成為處在中共與美國這兩大軍事強權之間，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最前沿地帶。
在政治上、軍事上固然穩定了，但是在這期間，台灣雖然制定了獎勵投資條例，卻吸引不到外資。務必要到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報簽訂之後，中共與美國雙方達成諒解，這才開啟了台灣的經濟起飛。
最早一批來台灣的，就是嗅覺最敏感的猶太裔美國商人，緊接著日本人、東南亞華僑。蔣經國在這個時候，適時推出十大經濟建設，擴大內需、引進外資。台灣經濟從那個時候起就快速發展，到蔣經國1988年去世的時候，台灣的人均所得已經增長了16倍。而這些成果，在1993年達到高峰。1993年台灣的經濟總量達到整個中國大陸的45.3%，也就是幾乎佔大陸的一半。九二共識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成為兩岸交流的基礎。但是從93年2月底，李登輝以極為粗暴的方式，將郝柏村踢出權力圈之後，大權獨攬，兩岸關係急轉直下：94年的千島湖事件中的“土匪”發言，爾後的戒急用忍，緊接著陳水扁“一邊一國”論；再加上馬英九的“不統”主張，以至於蔡英文……這樣25年下來，台灣的經濟總量在大陸的佔比斷崖式地滑落到4.5%不到。如今台灣地區從中央到地方的稅收總額都不如一個深圳市的財政收入，這就是兩岸實力關係的一個大逆轉。今天在思考兩岸問題，絕對不能脫離這個現實，而且這個趨勢在可預見的未來，衹會越來越嚴峻，這是“力”的對比。
三、兩岸間“理”的對比
而理的對比，1966年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倡言“破四舊、立四新”。1967年蔣介石在台灣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親自擔任主任委員，高舉復興中華文化的大旗。經過數十年下來，兩岸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現在又發生嚴重的逆轉。在台灣方面，民進黨當局為了去中國化，無所不用其極；而大陸卻是高舉全面復興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大旗。也就是說兩岸在爭取傳統文化的繼承方面：台灣已經自己交出主導權；而中共則毫不客氣地自稱是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和守護者。這是兩岸在“理”的逆轉！
二次大戰之後，根據開羅會議宣言，日本將台澎地區歸還中國。而國民政府也在1945年10月25日正式接收台灣。從二戰以後，台灣回歸祖國，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國際上共同的認知。
爾後隨著國共內戰局勢的惡化，以至於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出大陸，將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當時形勢極為嚴峻，但隨著1950年6月25日韓戰的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在6月27日開始巡弋台灣海峽，從此就形成了兩岸關係長期對峙的局面。事實上，二戰以後，分裂的國家，除了中國之外，還有東、西德，南、北越，以及南、北韓。南、北越的問題已經在70年代由北越以軍事手段完成統一；而東、西德則在90年代以和平的方式由原東德各邦跟聯邦德國（BRD）協商，修改部分聯邦憲法的條文，分別加入聯邦德國，而完成聯邦德國兼併民主德國（DDR），從而完成德國的統一。如今衹剩下朝鮮半島和台海兩岸尚未解決。而南、北韓的問題，由於在土地面積以及人口比例，尚不至於太過懸殊，且雙方都主張要統一朝鮮半島，後果如何，尚不得而知。而台灣與大陸則由於人口與土地面積的比例相差太過懸殊，而且中間還隔著一個寬達100多公里的台灣海峽，再加上美國為了維護其全球戰略利益的考量，使得兩岸關係相較於南、北韓更為複雜多變。
四、兩岸關係的逆轉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灣以後，雖然兩岸在政治、軍事上對峙，但雙方經濟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大。雖然台灣的狀況比大陸稍微好一點，但大陸在49年以後因為實施土地改革，國內告別戰亂，因此在五零年代經濟增長率都還能保持在8%左右，這使得兩岸人民在經濟生活水平上很難分出高下。1972年由於上海公報的簽訂，再加上主政者蔣經國全心全意革新保台，讓台灣的經濟發展進入快速增長期。1971年台灣的人均所得還僅僅衹有403美元，到1978年已經突破1500美元的門檻而達到1577美元，自此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
隨著經濟上取得良好的發展，其他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開放國民赴國外觀光等等，使得台灣很快就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尤其自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在民主建設方面，也顯現出傲人的成果。由於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取得輝煌的成就，因此當時台灣社會有關兩岸問題的討論瀰漫著“制度競賽”的氣氛。也就是台灣方面自認為其經濟成就遙遙領先大陸，而政治上的民主化也使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相形見絀。
反觀大陸，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心撥亂反正、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實事求是，全黨上下無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改革開放初期並不是很順利，真是摸著石頭過河。在1990年又發生蘇聯解體，以及整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垮台的現象，這無不動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在這段期間一方面向往在經濟上有好的成績，而政治體制上則面臨著徹底被孤立的危機。這中間又發生過類似六四事件這麼大的、足以動搖國本的動亂，但共產黨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尤其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更促成了深圳的崛起，從而穩定了1997年香港的回歸。而在2008年發生世界金融危機之後，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大陸也表現出超乎想像的強韌。西方世界則表現得甚為疲軟，因而出現黑天鵝事件，從美國總統選舉川普的意外當選，到英國的脫歐公投，法國的極右翼幾乎贏得總統選舉，極右的義大利五星運動黨也已經成為執政黨，而戰後德國最為自豪的政黨政治也瀕臨瓦解的格局。與此同步，台灣從1993年以來，由於兩岸關係的跌宕起伏，使得台灣的經濟持續下滑；政治上，由於藍綠的惡鬥使得老百姓對現實政治產生嚴重的冷漠與反感。換句話說，台灣所自豪的經濟成就與民主政治，剛好與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困境雷同。最近五、六年來，中國的崛起已勢不可擋，而“北京共識”在非西方國家所得到的追捧，則遠超過“華盛頓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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