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岸民意衝突的解決路徑
既然兩岸民意衝突主要反映為話語符號的差異並折射出雙方政治情感的迥異,那麼對它的化解辦法就和一般性的群體衝突有所區隔，而是需要突出它的話語特徵並將之納入兩岸關係的融合發展進程中去。話語理論的核心要義是揭示出話語現象背後的權力爭奪和意識形態規訓特質。因此，話語衝突的化解也就離不開話語權力的合理配置和意識形態的再次建構。就目前兩岸民意衝突的“雞同鴨講”話語格局而言，一方面要重視兩岸話語民主與話語權力的關係，認識到衹有通過話語民主，才能凝聚起相應共識，也才能夠使得多方對於兩岸話語求得相應一致的表達；另一方面要及早建立一種新的兩岸意識形態，進而以此為意義核心來催生出兩岸民眾間的新話語體系。
1、促成關心台海事務的公共群體茁壯成長。從上世紀80年代兩岸恢復人員往來為發端，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台海之間形成了一個瞭解台灣、熟悉大陸也關心兩岸關係的公眾群體。就大陸而言，在2008年開放對台個人遊之後，去過台灣的大陸遊客對於台灣的認知和感受從過往的教科書已經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切身感受，而他們在返回大陸之後的述說和記錄又通過新興媒體獲得廣泛傳播，進而產生擴散效應。“公眾是民主的關鍵”，沒有一個關注台海局勢，並深刻體會到當前兩岸政治話語滯後性、消極性並對其僵化教條表示高度不滿的公民群體⑫，那麼，兩岸民間話語的公共領域就衹能是“空中樓閣”。現在值得欣慰的是，這樣的公眾群體開始越來越多。而且就這部分群體的人員構成而言，大多屬於中產階層，“公民獨立財富意識的建立和自由政治意識的建立，前者為社會從國家生活中分離出來奠定了個體性經濟基礎，後者為國家給予社會生活更大的生存空間提供了個體性政治動力”。從這些看出，在兩岸推動產生充當兩岸政治話語再討論的公民群體就顯得尤為必要。他們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內心反省對當前的話語桎梏提出了質疑，將來在這些群體上產生的話語產品可能會成為兩岸政治話語的新產品。
2、提升兩岸交往中的民間對話平台的功能作用。“兩會”、“國共論壇”、“海峽論壇”都可以視為在不同層面上的兩岸話語機制，也承擔著相應的話語功能。“兩會”更多的是作為官方話語的“組織和控制機構”，“國共論壇”成為兩岸政黨話語的“生產機構”，而“海峽論壇”則是包含了兩岸社會各界暢所欲言的話語平台。然而，無論是從規模、時間和層次上，兩岸民間平台對於兩岸話語格局上都尚且處於弱勢地位，並不能真正扮演台海事務中話語輸入者的角色。因此，兩岸目前還需要積極探索有助於兩岸民間政治話語的良性發展對話平台。正如2013年的第11屆兩岸關係研討會上，時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就提出的：“當前，由兩岸民間開始對話，是一條可行途徑。”⑬
3、兩岸關係的網絡輿論健康良性發展。兩岸關係的網絡輿論就是一個對於兩岸政治事務進行評鑒和批判作用的“虛擬公共領域”。兩岸民間話語得以傳播擴散的公共輿論，從早期的報刊雜誌的紙質媒體向電視廣播的電子媒體、最後發展到現在的移動通訊網絡媒體，在這一技術進步的同時也一步步突破了官方對於兩岸話語的信息控制和支配，無論是發言者和受眾群體都相比以前有了從量到質的轉變。可以說，由這樣的公共輿論釋放出的兩岸政治話語已經在台海之間形成了另外一條“生產、組織和控制”的生產線。大陸的線民可以在台灣的PTT論壇展開辯論，而島內的政治人物也相繼出現在大陸的社交網站上對兩岸關係發聲，體現了諸如微博微信等新興媒體在兩岸政治互動中的新趨勢和新走向。以上都能說明兩岸政治話語已經不再局限於學者專家間的一較短長，民眾正在這些新興媒體上討論著“‘兩制’台灣方案”、“兩岸一家親”、“和平統一”，並在這一過程中對自己重新予以政治社會化。
4、重構愛國主義的兩岸意識形態
建立兩岸之間的新話語，首先就是要確立一種新的兩岸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與目前的意識形態要有著根本的不同，從意識形態的構成要素上講，對兩岸之間的現狀它要能夠提出批評，具有改變當前台海未統一的訴求；在兩岸的未來前景上它要能夠勾描出兩岸中國人在統一之後的美好藍圖，在實現這一前景的具體戰略上它還應該能保證運用一種陣痛最小的方式。根據這一要求，可以將愛國主義作為兩岸之間的新意識形態。愛國主義作為一種正向的民族主義，具有凝聚民族意識、動員國家資源的作用。在兩岸之間，提倡用愛國主義來化解兩岸衝突，具有相當大的可行性。這是因為從愛國主義出發，必然會對當前的兩岸現狀提出改變的強烈願望，而統一之後的國家強盛、民眾安樂也契合兩岸中國人的生活需求，同時，在愛國主義的渲染下，也可以激發兩岸之間放棄固有偏見，正是出於以上考慮，愛國主義才能擔負起重新建構兩岸新話語的意義核心。
要使用愛國主義來化解兩岸衝突話語，並不是簡單地將過往的民族主義動員話語作為兩岸詞彙，而是需要將愛國主義自身進行一番脫胎換骨的話語調整。首先，是愛國主義的自身話語需要知識更新。在構成愛國主義的詞彙、主題乃至於敘事結構上都要做出相應調整，對“中國”、“中華民國”、“中華民族”、“統一”等詞彙進行必要的調整。其次，在主題上，以往的愛國主義主要是激發悲情意識，刻畫中華民族的危機感，強調外國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的主要因素；但這和平發展的今天，尤其是和大陸的歷史記憶不一樣的台灣，這樣的愛國主義主題並不能取得很大功效，它需要調整為兩岸中國人團結起來，共同創造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愛國主題。再次，在敘事結構上，可以更多地去淡化悲情意識，減弱仇恨情結，更多地通過闡述中國傳統文明的燦爛和未來世界的競爭格局來增強兩岸中國人反獨促統的向心力。最後，在話語符號上，兩岸中國人都應該保持寬容，對體現對方的政治符號做相應的靈活處理，樹立起最能包容兩岸中國人政治情緒的象徵符號。
四、結語
當前兩岸民意衝突所折射出話語張力並不是語言意義的誤區所造成的，它實際上涉及到兩岸關係的核心即台海事務的詮釋權和界定權以何為準、以誰為尊的根本問題。話語對於現實的建構性特徵決定了要實現兩岸民間交流互動的深入發展，就必須要建立起有益於兩岸關係融合發展的新話語。未來的兩岸民間話語既不可能成為少數人密談的旁聽者，因為那衹會在話語霸權的彼此指責中陷入以前的泥淖；也不會發生在多數人的爭吵中，那又衹能在滔滔民意紛爭中失去了達成任何共識的可能；衹有那些真正投身於兩岸事務，並且能夠產生真實性和有效性的兩岸話語，從而影響台海政策的參與者，才能成為這個劇場的演員。
註釋：
①台灣演員宋芸樺在采訪中自稱台灣為“最喜愛的國家”，在遭到大陸民間的強烈抨擊之後該演員予以道歉，稱“我是中國人”、“中國是我的祖國”，但這又在島內遭到民意揶揄，稱其“觸怒中國網友，玻璃心碎群抵制”，她的道歉“為了錢不認自己故鄉”。
②林嘉誠，朱浤源：《政治學辭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年，第60頁
③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2頁。
④郝思銻:《國際政治分析架構》，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第591頁。
⑤劉小燕，張萌《國際規則構建中的政府話語衝突：內涵、機制與效果》，《社會科學戰綫》2017年第7期，154頁。
⑥[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衆：大衆心理研究》，戴光年譯，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⑦王鶴亭：《兩岸政治定位的分歧處理及建議》，《台灣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
⑧《舍勒選集》，劉小楓選編，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308頁。
⑨關於“玫瑰假設”具體參見齊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林榮遠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7頁。
⑩劉國深：《試論百年來“台灣認同”的異化問題》，《台灣研究集刊》：1995年第3/4期。
⑪[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衆：大衆心理研究》，戴光年譯，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頁。
⑫張鳳陽：《政治哲學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頁
⑬新聞報道：《張志軍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提出三點看法》，新華網：2013年3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22/c_115120340.htm?prolongation=1。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7月號，總第2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