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讀賣新聞》報道，2月28日，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發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緊急事態宣言》，成為第一個發出“戒嚴令”的日本地方政府。對此，加藤祐三表示：“這實際可以看作是日本官僚體制遇到的‘地方政府之墻’。”好在，這次北海道政府是要成為日本防控疫情的“模範地區”，意義重大。
3月1日，日本朝野各黨的參院幹部在NHK的一個節目中展開討論，一些在野黨人士表示，對全國統一停課的要求依然留有疑問。有的表示“應撤回統一的要求，由中央為地方政府的應對措施提供財政支援”，還有的說，“若地方政府及教育一線不理解該要求，就無法進一步傳達給孩子們”。而自民黨人士則強調：“目前並非批評或譴責的階段，而是應提供支援，使政府能充分發揮能力。”在日本，記者常聽當地學者說，在野黨的功能之一是掣肘、監督日本執政黨，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構成日本官僚體制在應對危機時必須面對的一堵“在野黨之墻”。
“該問題不歸我們管”
日本政府應對“鑽石公主”號郵輪的過程被人詬病最多。這艘出現新冠肺炎病例的郵輪船旗國是英國而不是日本，由美國人經營。按照 “船旗國管轄原則”，船只內部的事情屬於船主“本國的事情”，外國政府機構未經允許是不能進行干預的。所以，日本政府可以不允許這艘船只上的人員登陸，但不可以上船對他們採取強制措施。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中國駐日使館官員與郵輪上求助的中國香港遊客進行聯繫時，遇到很多困難，最後經過與日方反覆交涉，才把所需藥物送上船。
安倍政府幾經周折，特別是考慮到“不能讓日本旅遊業受到嚴重影響”“不能讓2020東京奧運會受到影響”“不能讓世界感到日本失去人道主義”“不能讓日本因此降低國際社會的信譽”，才遲遲作出允許郵輪上的乘客和船員分批從橫濱登陸的決定。但對乘客及船員又不採取派車運送、集體體檢等措施，因為擔心“這樣有強行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人權”的嫌疑。結果，郵輪上下來的日本人打車或坐公交回家，有的回家後檢測結果呈陽性。加藤祐三教授表示，這就是日本官僚體制遇到的“法律之墻”。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是需要時間的，而這個時間過程，就是付出損失、增加犧牲的過程。《現代日刊》將郵輪上下來的新冠肺炎病逝者稱為日本“失政的犧牲品”，國際輿論也批日本政府“心太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