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僚體制面對的各種“墻”不是今天才出現的。類似的“法律之墻”曾給日本政府留下教訓。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發生後，按照日本法規，地方消防等部門收集的災情信息必須經國土廳才能送往首相官邸，程序教條阻礙了高層及時獲得信息，導致首相差不多是和普通市民一樣，通過電視轉播才知道災情。美國《華盛頓郵報》近日在談論日本疫情時，也提到2011年福島核電站事故是“人為災難”，日本官僚主義的集體觀念導致“組織利益被置於保護公共安全的首要職責之上”。
《環球時報》記者在日本經過阪神大地震，也經歷過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2018年西日本大雨災，並多次到一線採訪。表面上看，每次災情發生以後，日本中央政府與各地政府都會設立“對策本部”，集中各部門負責人參與，從中進行協調。但在緊張的“臨戰狀態”背後，日本的應急反應又常常顯得“力不從心”。阪神大地震發生後，記者從東京先乘坐新幹線列車到大阪，準備前往神戶時已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只好步行數十裡前往。一路上秩序井然，民眾展開救助，沿途擺放的紙箱中有可以免費領取的新內衣、書籍和食品等物資。在神戶，黑社會組織山口組更是在其本部大門口向市民發放日常生活用品。而面對市民發出的希望自衛隊參加救援之聲，時任首相村山富市表示，“我無法調動自衛隊”。記得當時在一家寺院裡，記者看見一排又一排無人認領的白木棺材。寺院住持說：“我們想請當地政府發布尋領遺體通知，但那裡的官員說‘這不歸我們管’。”
東日本大地震後，《環球時報》記者到新潟縣採訪，在縣政府大樓裡多次看到當地民眾與工作人員爭吵的情景，起因大都是工作人員說“該問題不由我們部門負責”。西日本雨災發生後，記者採訪時發現圍繞確定災民以及災後補助等問題，當地不同的政府部門也是各執己見，一度造成許多災民無家可歸。這些推諉扯皮的現象也引起日本民眾的不滿。
大災之後“痛定思痛”
日本官僚體制還要與“輿情之墻”博弈。日本《產經新聞》近日一篇社論專欄文章認為，迄今為止，政府的應對都是緩慢的，公布的信息也不充分，而且目前的法律體制不完備，醫療檢查體制也不健全，這些都需要從制度上加以改變。《日本經濟新聞》也刊文說，日本政府應迅速建立起收集世界最新疫情信息的體制，建立能橫向主導政府相關部門的“司令塔”，推出幫助人們了解疫情發展情況的網站，並建議首相多與媒體溝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