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日本媒體還把矛頭直接指向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日本《鑽石》周刊刊文稱：“一個國家的制度是由法律、政令、規則等組成的，但最後是由政治家來執行決斷的。作為國家衛生的最高負責人，他在危機來臨後，每天在電視鏡頭前總是掛著笑容，每項決定都是緩慢的，這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
據《富士晚報》披露，1月30日，日本政府設置“新冠肺炎感染症對策本部”。但直到2月18日，包括周六和周日在內，對策本部僅召開了11次會議，首相作為“本部長”每次只是在會議開頭做一個簡短講話，整個會議也不超過10分鐘。從《東京新聞》等媒體刊登的讀者來信中，也可以看到，民眾認為“日本應對疫情緩慢”，擔心“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經濟惡化”，希望“各黨採取人命優先的舉措”。來自“輿情之墻”的監督，有助於日本全社會的反思，促進相關制度的改進。
客觀地說，每次經歷大災後，日本行政體制特別是官僚體制也會有相應變化。阪神大地震後，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改革分部門層層傳送的刻板機制。日本還全面修改《災害對策基本法》，讓自衛隊參加救災成為“常態”。東北大地震以後，日本積極進行行政制度改革，擴大中央政府和地方都道府縣政府對救援生活物資的支援、分配和物價干預權限，中央政府可以代替地方災區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協調災民安置工作。
加藤祐三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現行官僚體制的形成，有歷史的原因。在過去的戰爭年代，日本的行政體制自覺不自覺地配合軍部，讓自己的權限越來越大，結果導致日本戰敗，也成為民眾仇視的對象之一。戰後，日本行政體制注重“分權”“限權”“各司其職”——權力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細越好。這也導致積弊的形成，那就是每個部門都不太願做部門以外的工作，每個官員都不願意去做法律以及行政規定以外的事情，看起來是有責任感，實際上是沒有擔當精神。現在，日本社會又意識到改革行政體制的重要性，進一步克服官僚主義弊病的問題已提上日程。可以這樣講，日本的官僚體制每逢大災大難就遇到一次“大考”，所幸的是每場“大考”都能帶來一定的進步。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