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以下購房”的政策背後，折射的是城市想要減緩城市老齡化速度、減輕城市撫養比的意圖。但是，簡單地將35歲以上勞動者排除在買房資格之外，並沒有真正解決城市老年化問題，這種只圖“人口紅利”、不管負面效應的做法，無形中暴露了一些城市對於中年勞動者的排斥。這在某種程度也是年齡歧視的變種，客觀上會產生“甩包袱”的效應。
不少專家都已指出，我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退，未來如何進一步充分挖掘潛在勞動力、提高勞動的使用效率，實現“人盡其用”“人盡其才”才是重中之重。如今，“35歲中年危機”面臨的就業、買房障礙，不僅加劇了社會焦慮、構成“年齡歧視”，更是對人力資源的浪費、揮霍。
“35歲歧視”實際折射了用人理念的誤區，即注重勞動力“便宜、好用”，而忽視了產業轉型升級、城市高質量發展背後所需要的人力支撐、資源經驗儲備。這樣的用人導向，很容易陷入“內卷”惡性循環。對企業發展如此，對城市發展亦是如此。
在房價一再上漲的當下，抑制炒房需求是很多城市的共同探索，不少城市也出台了相應細則去區別剛需和炒房人群，為樓市降溫仍然任重道遠。但是，滿足無房剛需人群的住房需求，更是城市責無旁貸的使命，不要用“35歲歧視”去傷害城市勞動者的安居樂業的心，更不要走偏了城市發展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