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具體的雙碳目標，徐林介紹，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了單位GDP能耗要進一步降低13.5%，單位GDP碳排放要降低18%的目標。
他認為，這兩個目標是有關係的，碳排放降低的幅度要比單位GDP能耗降低的幅度要更高，多出近5個百分點，這5個百分點就是清潔能源替代的碳減排效應。清潔能源的替代帶來的碳排放下降幅度，比單位GDP能耗下降幅度更大。這意味著“十四五”期間應該採取更強有力措施提高綠色低碳能源的比重，規劃提出的目標是，非化石燃料使用量占比要提高到20%。
徐林還提到，“十四五”規劃還提出森林覆蓋率要提高到24.1%，這也是一個很宏偉的目標。因為2020年末，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大概是23.2%，未來五年中國要提高接近1個百分點的森林覆蓋率。這意味著要增加約9萬平方公里的森林覆蓋面積。
有了碳減排目標，碳減排的路徑到底應該怎麼走？徐林介紹，從相關數據看，中國碳排放占比最高的，第一就是電力部門，因為中國的電力部門煤炭發電還是主體，碳排放大概占了51%。其次就是工業部門，占了大概接近28%，主要是鋼鐵、建材、石化等高碳部門。再就是交通運輸，占比約9.9%。第四應該是城市建築居住，大概是5%左右。
徐林指出，導致這一排放格局主要是因為中國的能源工業高度依賴煤炭，一次能源煤炭占比目前還有57%，雖然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下降，但是，由於煤炭是中國能源資源禀賦最好的，中國目前能源的生產消費仍高度依賴煤炭。中國能源部門80%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自煤炭，其次是石油占約14%，天然氣占約5%。
所以，“要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的低碳化轉型、工業部門的降碳和脫碳、交通運輸領域的電動化和氫動化、推行城市綠色低碳建築和整個社會經濟的深度節能，應該成為根本的出路。”徐林說。
強化舉措和構建系統的激勵體系
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時間表，就需要有強有力的舉措和政策機制，徐林提出七點政策建議。
第一，全方位加大節能力度，推進節能技術創新和推廣應用。他認為，中國雖然是一個能效水平不高的國家，目前單位GDP能耗與較先進發達國家相比，大概還有30%—40%左右的差距。彌補這個差距，有利於抑制能源消費總量的增加和盡早實現能源消費達峰，毫無疑問也有利於碳排放達峰以及達峰後的碳中和。
徐林介紹，在人均能源消費水平向發達國家趨同的過程中，要實現向德國和日本趨同，前提是中國的能效必須達到德國和日本的水平。在節能領域，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空間。一些案例和經驗表明，在工業領域，對生產線實施數字化、智能化改進，就可以提高30%左右的能效水平；在產業園區和城市社區，進行綜合能源服務體系的改進，通過多能互補、峰穀調節、智能配置，也能實現30%以上的節能；在交通運輸領域，城市智慧交通體系的構建和完善，就可以通過減少通行里程和道路擁堵，節約20%以上的能源，這還不包括交通工具本身的能源利用技術的改進；在城鄉建築節能領域，中國城市很大部分建築都不屬於節能型建築，如果對這些建築進行節能改造，或是對新建築按照碳中和、低碳節能的理念來設計和建設，都可以大大提高城市建築的節能水平。
第二，要加大加快綠能的結構性替代。加快綠能替代是未來碳達峰和碳中和的主要出路，也是未來能源革命和轉型的根本要求。加大加快綠能替代，重點在光伏發電、風力發電、生物質能、內陸核電、燃料電池、儲能、智能電網，以及新能源領域相關材料領域的先進技術突破和廣泛應用，加快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現代綠色低碳能源體系。
目前，光伏發電每度電的成本已經降到了2角多錢，已經完全具備競爭上網的能力和水平，風力發電的成本也在持續下降。過去電力系統的人稱風電和光電為垃圾電，這是因為風電、光電不僅成本高而且不穩定。隨著發電技術、儲能技術和電網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太陽能轉化效率的不斷提高，或許不久的未來，煤電有可能被認為是垃圾電了。徐林提到，“最近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明確提出，要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一代電力系統，這不簡單是一個全新的提法，恰恰是看准了這一領域的技術進步和發展方向，值得期待並為之付出努力。未來應該圍繞非化石能源占比持續提高的目標要求，加快綠能替代領域的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投入。”
第三，要在城市和鄉村規劃設計中，推行碳中和理念。他提到，在歐美和中國香港等地，有一些完全按照碳中和理念設計建造的綠色低碳建築，但是，中國內地這樣的建築還不多見。他認為，考慮到建築及其相關能耗占了中國能源消耗的40%，為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必須在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中，包括鄉村的規劃和建設中推行碳中和理念，改造現有建築並在新項目建設中推行綠色低碳的城市、社區、鄉村和建築。”徐林說。
第四，加快全社會植樹造林和森林碳匯的建設。“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了森林覆蓋率目標，未來五年要提高約0.9個百分點，加上整個生態系統的建設和完善，都可能產生碳匯效應。但是，如何把森林植被建設做得更好更有效？ 徐林認為，還需要建立一個更好的機制，以調動激勵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生態環境的改善中去。我們過去都是通過所在單位每年義務植樹造林。這種植樹造林更多可能靠的是政府投入，更多是一種公共財政支出。要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本加入到這個行列，就必須要探索建立更有效的生態價值市場化實現機制，使社會投資者的生態投入所形成的生態價值能夠獲得相應的市場回報。
第五，實行化石能源消費和碳排放額度控制，構建用能權和碳交易機制。既然明確了碳達峰的具體目標，且碳排放達峰與能源消費達峰特別是化石能源消費達峰有密切關係，就值得以此為依據，實施化石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總量控制、額度分配和相應的權益交易制度。這是一個被證明是市場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制度，在中國碳達峰和碳中和進程中值得啟用、推廣並不斷完善。中國目前的碳交易體系建立在自願義務減排的基礎上，很難擴大交易規模並產生全局性影響，值得通過先易後難、試點突破、逐步推開的方式在全國廣泛實行強制性減排和額度分配和交易制度。
第六，構建全球綠色低碳領域的技術產品、服務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制度。歐美等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新政府，都表明要和中國加強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合作。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合作到底要做什麼？這不僅僅是談如何設定減排目標問題，不僅僅是談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在減排領域如何承擔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問題，而且要談如何通過合作機制建設相互促進碳減排問題，消除在綠色低碳領域的貿易障礙和投資障礙。
第七，構建更好的綠色低碳金融和投資環境。為了實現碳中和，到底需要多大規模的投資？最近國際國內有不同的報告提供了不同的數據。比如，高盛的報告認為，全球大概需要85萬億美元，中國有報告認為，中國需要100萬億元人民幣以上，也有報告認為需要數百萬億元人民幣。不管精確的數據究竟如何，考慮到碳減排和碳中和的涉及面如此之廣，幾乎關聯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強有力的綠色低碳投資激勵和更好的綠色低碳金融服務是必不可少的。應該建立更好的激勵綠色影響力投資的機制和制度，發展更多從事綠色低碳金融服務和綠色低碳投資的專門機構。
“實際上，一旦建立了更好的制度和機制，能夠通過更有效的綠色金融和綠色投資，推動中國的綠色低碳發展轉型，我們或許會發現，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其他宏觀性和結構性問題，也相應能夠一並得到解決。”徐林強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