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通過“修法謀獨”，推行“事實台獨”。所謂“修法謀獨”，是指民進黨當局通過修改台灣地區一系列涉及兩岸關係的相關規定來推進“事實台獨”路線。2019年底，民進黨憑藉在“立法院”的多數席位優勢，強行通過了所謂的“’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公然以限制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及學術自由等方式，全力遏制和打擊兩岸民眾交流交往。從後果來看，“修法台獨”以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的方式來落實“兩國論”“一邊一國論”的“台獨”思維，干擾和阻撓兩岸交流與合作，是推動“事實台獨”路線的具體體現。此外，自蔡英文上任後，民進黨當局一直沿著“事實台獨”的路線推動其所稱的“內政改革”如“轉型正義”等。表面上看，蔡英文當局推行的“轉型正義”是為了維護正義，實際上是民進黨企圖藉“轉型正義”之名，行政黨鬥爭、政治清算和“台獨”分離主義路線之實。換言之，蔡英文當局推動“轉型正義”的根本意圖是為了追殺國民黨、迫害統派人士，改造現行“憲政體制”和推翻“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框架，推行“事實台獨”路線。⑥
第二，通過“修憲”“釋憲”，落實“事實台獨”。2020年10月，在民進黨主導下台“立法院”正式成立“修憲委員會”，圖謀透過“修憲”實現“法理台獨”。“本質上，民進黨當局圖謀‘修憲’的訴求是‘法理台獨’，解構‘中華民國’……也是‘修憲’的根本緣由。”⑦不過，即使民進黨當局試圖修改降低“憲法修正案”門檻，但“修憲”難度高於“修法”、且涉及高度敏感政治議題，茲事體大，故而不容易獲得通過。⑧於是，民進黨當局轉而希望通過“釋憲”來落實“事實台獨”。在台灣地區，“大法官”有“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等權力，擁有台灣全部“法律”的最高和最終解釋權。蔡英文上台後提名的“大法官”在意識形態上大都具有濃厚的分離主義傾向。這造成的負面影響是，“獨派大法官”在今後“釋法”“釋憲”時會向“事實台獨”的方向發展，一步一步以微妙的論述確立“兩國論”的“法理”基礎。這其實是一種“變相制憲”，傳統上“制憲”和“修憲”做不到的事情，有可能通過“釋憲”完成。“可以預期，這些‘獨派大法官’在‘釋憲’時會逐漸把一個中國的概念與內涵從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中去除，從台灣政治體制中去除，最後全部偷換成‘事實台獨’論述。”⑨
第三，推行“新南向”，謀求與大陸經濟“斷鏈”。蔡英文當局的執政主軸是圍繞如何建構、維護及落實“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一“事實台獨”體制與目標進行的。蔡英文上台後全力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即旨在減輕台灣對大陸經濟依賴、“維護台灣經濟自主性與政治‘獨立’性”的“經濟脫中”大戰略，其核心與長遠目標就是為最終“脫離中國”、實現台灣‘獨立’創造條件，因此可以視為經濟上“遠中脫中”的“經濟台獨”，與“文化台獨”“政治台獨”共同構成蔡英文當局的“台獨路線圖”。⑩為此，蔡英文當局謀求與大陸經濟“斷鏈”，加入美國“重整全球產業鏈”。面對中美戰略競爭以及全球新冠疫情衝擊，蔡英文當局以意識形態掛帥，謀求經濟讓位於政治，多次聲稱要重新審視、布局兩岸經貿合作，確保產業鏈供應安全。例如，民進黨當局千方百計地限制陸資赴台投資、阻撓大陸企業在島內正常運營，不斷加大對兩岸企業的投資和技術交流合作設置障礙，妄圖實現與大陸經濟“脫鈎”，以實現“事實台獨”的目的。
第四，全面推動“文化台獨”，清除一切中國元素。蔡英文上台後，“文化台獨”愈演愈烈。首先是試圖通過對史實的歪曲和編織，潛移默化地修改台灣人歷史記憶和重塑其“國族認同”，以徹底斬斷兩岸歷史聯繫。蔡當局上台後不久即拋出了“獨”意甚濃的“12年國教課綱”，將中國史置於東亞史脈絡下，強行以政治力切割原本縱深連貫的中國史架構，圖謀讓未來世代喪失與“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記憶連結，完全確立“台獨史綱”和“台獨認同”。其次是深入改造台灣“文化認同”，其主要表現為：一是重新定義“國語”和“國文”，將“國語（漢語）”貶為“華語”，與閩南話、客家話、少數民族語言等並列為平行通用的“官方語言”；二是鉗制和“改造”中華宗教與信仰，弱化“中華特質”鮮明的漢族和儒家信仰，試圖將媽祖民間傳統信仰異化為“台灣宗教”等。三是人為製造“台灣民族”。民進黨當局通過炒作、拔高台灣的南島語系、少數民族、新住民和殖民元素，以衝淡漢民族主體性，虛構出與中華民族在人種血緣、文化親緣、信仰觀念和生活方式上“殊源異歸”的“台灣民族”。⑪簡言之，蔡英文當局圖謀通過改變台灣人的“民族成分”，將台灣改造成全面脫離“原生母國”的“新國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