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處置態度是比較清晰和有力的。第一，中國和印度等大國一樣，在事態中取一較為中立之態度，強調以和為貴，解決爭端，事實上，由於西方一致強烈譴責俄羅斯行徑，兩造之間恐怕無法緩和，也許到最後會需要中、印這些相對中立的國家來當打圓場的和事佬，中國外交部已嚴正指出：中方“始終主張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根據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當前最重要的是盡可能緩解當地局勢，避免衝突升級甚至失控。聯合國和有關各方採取的任何行動，都要以地區和平穩定為重，以各方普遍安全為重，為緊張局勢降溫、推動外交解決，起到正面作用”。此外，我們需要看到，在俄烏衝突問題上保持某種形式的中立，其實是中國一貫立場，比如，2014年3月時，聯合國安理會舉行緊急會議，審議有關由美、法、英聯合起草的一份旨在擁護烏克蘭“領土完整”的決議草案。因遭到俄羅斯一票否決，該決議最終未獲通過。中國當時就投了棄權票；第二，藉由最近的尼克松訪華五十年之機會，中國試圖在某種程度上向美方釋出合作的善意；第三，中歐關係也似乎並未受太大衝擊。筆者想特別指出，從整體藍圖上看，中俄、中美關係走向都有較強的“定勢”，反倒是中歐關係，似乎可塑性較強。也許中國應當繼續堅定推進中歐友好和商貿關係，因為這種關係的不斷進展既是應對拜登“集火於中國”的好方法，也是中國“廣交天下朋友”路線的實際貫徹，此外，還並不至於引起俄方的不滿（俄國對法、德這一類國家其實相對客氣不少）。
中國還需要防範另一種潛在的風險。在國際輿論場上，似乎已有人開始操縱將“戰爭病毒來自於俄羅斯”引申聯繫到所謂“新冠病毒來自於俄羅斯的夥伴中國”這樣的論調上來，中國應當堅決反對這種毫無道理的聯繫和引申，捍衛自身權益。
四、幾點餘論
至少有以下幾個層面我們都應該充分考慮到：1，西方一些戰略分析界人士有可能將中、俄更進一步分開來看待，俄國屬於激進類國家，中國則屬於溫和、克制的融入國際秩序體系的國家，從這種框架來看，加之於中國身上的外部壓力可能會減少；2，但是與此同時，在國際輿論平台上，西方陣營社會輿論一邊倒地力挺烏克蘭，也可能會有許多人將中俄友好關係與俄國發動對烏戰爭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做刻意的渲染（現在西方媒體已經在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即：中國曾要求俄方在冬奧會之後才對烏克蘭動手），尤其是境外特定反華勢力，是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因此，中國政府的官方態度是非常審慎持重的，亦即：希望各方都能“徹底擯棄冷戰思維，通過對話談判，最終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外交部發言人的立場更是恰如其分，拿捏自如，收放得體：“中方一貫認為，一國安全不能建立在損害別國安全的基礎之上，更不能出於尋求自身絕對軍事優勢和絕對安全而肆意損害別國主權和安全，各國的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得到尊重”；3，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次俄、烏衝突可以為中國的軍事界、外交界、學術界提供非常前沿的研究參照範本，若中國各有關機構能更全面研究、分析相關態勢，對中國來說就是最好的；4，我們必須再次強調中國獨特發展模式的優秀之處，亦即，中國希望能通過各種商貿體系（如一帶一路，RCEP和諸雙邊自貿機制）與世界各國多來往，多互動，多共贏，多相互理解，多文明互鑒，與各國人民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於維繫全球的和平、發展大局，中國無意捲入別國內政紛爭，更絕不會恃強凌弱。學者Peter Rutland在2021年底發表的一項研究雖然代表著很明顯的西方觀點立場，但未嘗不值得我們參考。在這項研究裡，Rutland如此寫道：其實普京應從蘇聯解體和中國崛起這兩件事中學到一個至關重要的道理，亦即，“適當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件好事，經濟發展才是重中之重”〔24〕；5，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原本在拜登時代，歐亞大陸經貿聯通前景甚為樂觀〔25〕，但近期俄、烏劇烈衝突之後，這種聯通框架必定遭受極大衝擊影響。究應如何應對，中國需有全盤思量和準備；6，美國學者預估：“受制裁的俄羅斯將更加依賴中國的支持，比如向中國出售能源、使用中國的支付系統等”〔26〕，而且美國媒體多次表現出擔心“被迴避的俄羅斯石油，可能被饑餓的中國買家搶走”，這個分析可能有一定道理，那中國究竟應如何處理這種新形勢，就是一個頗為關鍵的問題；7，中國仍將繼續維繫和俄羅斯的戰略友好關係，同時，中美關係也會繼續推進下去，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若接下來的態勢越發接近美、俄間直接尖銳對立，中國也許會是最有話語權和發言權的第三方調解單位；8，中歐關係非常值得觀察〔27〕，儘管必然會有一些歐洲政客試圖將中俄捆綁在一起進行評論，但維持一個穩健向好的中歐關係，對中國較為有利。我們看到，2022年3月，中國商務部已公開說：“中歐有廣泛戰略共識和共同利益，是夥伴而不是對手，雙方可以在抗疫、綠色、數字、金融、科技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28〕，而歐盟也已計劃與中國於4月1日舉行峰會以緩解緊張關係；9，據目前相關數據，俄烏衝突很可能會引爆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規模最大的難民危機，此種危機將對歐洲各國有何衝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點；10，我們也要看到，因為拜登事前曾多次“預告”俄羅斯會攻擊烏克蘭，同時在俄烏衝突事起之後對俄實行了強力制裁，所以單在烏克蘭事態問題上，拜登的民意失分似乎並不多，這一局對拜登帶來的傷害效應似乎遠小於2021年時的阿富汗撤軍事態；11，特朗普時代某些美國政客曾主張過的“聯俄制華”戰略，大概率在今後是不可能搞成了，美、俄關係在短期到中期似乎都很難被修復。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上海翟冠華老師幫助，提供了不少烏克蘭相關資料和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