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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5月27日電（作者 汪毅夫）近有學界友人垂問，如何看待台灣的省籍矛盾問題？在我看來，比起古之分類械鬥，台灣今之省籍矛盾製造更多麻煩，制止也更加麻煩。
台灣在歷史上經歷過從移民社會到定居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大扺是在清代咸豐年間（1851—1861）實現的。在移民社會的歷史階段裡，人口的增長約等於移民的增加。一批又一批大陸移民，多數是同鄉結夥而來。他們在台灣舉目之下、一眼望去，“宗族之親少，洽比之侶多”（高拱亁：康熙《台灣府志》），“流寓者無期功強近之親，同鄉並如骨肉矣”（周鐘瑄：康熙《諸羅縣志》）。因而，同鄉移民的地緣組合乃成為主要的社會結構，發生於台灣移民社會歷史階段的械鬥，基本上是地緣組合之間的分類械鬥如“漳、泉拼”之類。引發械鬥的原因多出於爭奪社會上的“角頭”地位和自然資源方面的土地、水源等。進入定居社會以後，人口增長主要表現為自然增長，主要社會結構也從地緣組合讓位於家庭、家族、宗族的血緣組合。定居社會歷史階段發生的械鬥，主要是宗族械鬥即血緣組合之間的械鬥，械鬥的起因也有了爭奪祖墳風水、維護各自宗族“命脈“等地緣組合之間不會有、血緣組合之間常發生的利益衝突。分類械鬥曾經構成台灣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發生的“漳、泉拼”，“禍連兩縣（彰化、諸羅），流毒三月”，傷亡慘重，參加械鬥者達數萬人，事後被官府捉拿的“要犯”竟有200餘人。又如，清咸豐三年（1853）發生的安溪、晉江、南安、惠安四邑人與同安人的械鬥，焚毀商戶、民房、村莊，拆毀水圳、填塞港道，“死者山積”，“哀鴻遍野，觸目驚心”。
按照社會學家的的解釋，社會問題乃是社會成員共同生活、共同進步發生障礙的問題。同古之分類械鬥一樣，台灣今之省籍矛盾是社會的重大障礙，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於今視之，台灣古之分類械鬥，多屬於民間私鬥，其起因和推展，完全同政治無關，其善後多“不願終訟”而願“私鬥私了”。清代台灣官府，也以不發生社會問題為“神之靈也，民之福也，官之幸也”。又，台灣古之分類械鬥畢竟是昨日煙雲，不使重演便是。然而，台灣今之省籍矛盾，卻完全是政治操弄的結果，台灣今之民進黨當局尚在操弄政治，撕裂社會。難怪包括省籍矛盾在內的台灣社會問題愈演愈烈、越出越奇，天譴民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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