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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歸25年來，各方面都在不斷發展進步。 |
中評社╱題：“香港回歸25周年：對‘一國兩制’的再思考” 作者：李環（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港澳研究所副所長
【摘要】“一國兩制”蘊含的對國家治理模式的思考超越了意識形態，是基於事實與客觀條件來解決一國或一個地區面臨的重大的和平與發展問題。香港回歸25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然而，作為社會治理實踐，過程難免有起伏波折。站在基本法規定的“五十年不變”的中間節點，回顧“一國兩制”構想的初心，檢視香港二十五年來實踐的得失，把握回歸後香港社會主要矛盾的演變，不僅對香港今後的發展大有裨益，而且對“一國兩制”理論的發展、相關制度體系的完善、台灣統一後的治理方式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一國兩制”的初心與目標
“一國兩制”的構想最初立足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但首先用於和平解決香港問題。在適用於香港的過程中，中央期望“一國兩制”達致“三贏”局面，即中央滿意，香港接受，英國（國際社會）認可。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二十五年來整體發展有序、保持了繁榮穩定。雖然在實踐中英、美等西方國家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與中國政府存在不同，但均認可“一國兩制”是最適合香港的制度框架。①
（一）“一國兩制”的初心
上世紀80年代，“一國兩制”構思時的初心與目標，體現在香港和澳門兩部基本法的序言中，“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將之概括為，“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
一是實現國家的統一。面對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中央政府需逐一解決，解決的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非和平的。當然，避免戰爭和衝突，以和平手段實現國家統一永遠是最優的選擇。“中國政府……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②對於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央政府同樣堅持用和平的方式，但“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③中國共產黨迄今在台灣問題上仍然堅持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④
二是確保港澳台的長期繁榮穩定。香港最先適用“一國兩制”方針，無論是中英談判時期，還是十三年的過渡期，以及回歸後的25年，中央政府一直致力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1984年7月31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時專門談到了香港過渡時期的情況，列舉出不希望出現的五種情況，⑤就是著眼於香港的長期發展穩定。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談到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他主要從變和不變及干預不干預的角度講到“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⑥1989年12月，江澤民談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交接之前，香港必須有一個平穩的過渡期。我希望雙方能從香港的根本利益出發，就民意問題取得共識。在經濟方面，我希望英方不要搞過大的基礎設施工程，開出過大的支票。基礎設施過大過多，難以完成，將給香港帶來問題。”⑦
三是以“一國兩制”解決港澳問題，尤其是香港問題，有利於內地的發展。一個蕭條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因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⑧。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對香港的政策，承諾五十年不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聯繫”⑨，而為了實現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還要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
四是“一國兩制”框架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中英兩國1982年10月開始圍繞香港問題進行談判，1984年12月，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1984年10月，鄧小平回顧這場談判時說：“香港問題為什麼能够談成呢？并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當然，香港問題能够解決好，還是由於‘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或者說戰略搞對了，也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英國接受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且認為這是最適合香港的制度框架，“毫無疑問，堅持‘一國兩制’是確保香港在中國和亞洲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以及保持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最好方式。”⑩1992年，因應香港回歸，美國通過《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同樣接受回歸後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并確保繼續給予香港不同於內地的特殊待遇。⑪
（二）“一國兩制”實踐取得成功
香港回歸25年，在這四分之一世紀的歷程中，“一國兩制”實踐雖然遇到波折，但依然沿著當年的目標前進。
1.在促進國家統一上
1997年、1999年，香港和澳門，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政府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澳門進行管治，確保港澳沿著“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行進。雖然港澳和台灣內部的具體情況差別很大，但從中央政府的角度，都希望這些地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對台灣問題，中央政府仍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推動兩岸雙方達成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開啓兩岸政黨交流。與此同時，制定反分裂國家法，遏制“台獨”勢力。近年來，面對兩岸關係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主席習近平圍繞對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張，形成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繼續在促進國家統一方面發揮指導作用。
2.在確保港澳台的繁榮穩定上
中央一直是香港、澳門的堅實後盾。回歸後，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央都給予“特區有求、中央必應”的支持。2022年初香港暴發第五波疫情時，面對特區政府提出的提升香港核酸檢測能力、支援快速抗原檢測包等醫療物資、援建社區隔離和治療設施、保障鮮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應、選派防疫專家赴港指導等請求事項，中央政府一一解決，為香港戰勝疫情提供了堅強後盾。為了香港、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國家“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到兩個特區，自“十二五”規劃開始，港澳單獨成章。從“一帶一路”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從“橫琴方案”到“前海方案”再到“南沙方案”，國家不斷為港澳的發展提供更廣闊天地。雖然台灣尚未實質統一，但大陸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近年來接續出台的“31條”“26條”“11條”等一系列惠及台胞台商的政策舉措，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3.在促進內地與港澳共同發展上
自1978年底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進程以來，香港和澳門的因素就融入其中。2018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港澳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發揮的主要作用，包括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梁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截至2020年底，港商對內地纍計實際投資額13013億美元，占內地纍計引進外資總額的53.3%。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香港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點地區，截至2020年底，內地纍計對香港實際投資14385億美元，占內地纍計對外投資總額的55.7%。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在港上市內地企業1241家，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2449家的50.7%。⑫中央政府希望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內地共同發展，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鞏固既有優勢，發展新優勢，但不會允許出現港澳影響內地發展的情況。因為在中央政府看來，內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最根本、最核心的，港澳的資本主義衹是內地社會主義建設的“有益補充”。
4.在國際社會認可上
香港、澳門持續穩定地發展，吸引衆多國際投資者。美、英等國也從香港或通過香港從內地的發展中獲益，形成多贏局面。香港、澳門回歸二十多年來，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實踐持正面態度。英國的香港半年報告多年來一直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大體運行良好。⑬美國自1993年發布香港政策法報告以來，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評價一直較為正面，但也會在一些年份就一些具體的事件，提醒中央政府履行承諾，維護香港“一國兩制”，如2004年公布香港政策法報告時，遇到香港23條立法風波，美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發表聲明稱，“國際社會對在香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是基於中央政府作出的讓香港特區政府有權保護已有的權利和自由的承諾”，“我們認為，香港的成功、繁榮和穩定一直并將繼續取決於北京在近20年前為香港融入中國而創立‘一國兩制’框架時提出的自治前景”。⑭不過，隨著香港形勢的變化，尤其是大國博弈的加劇，英、美等西方國家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評價趨於負面。
二、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
香港回歸25年來，內外形勢發生較大變化。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2020年中央出台香港國安法，標志著中央治港方式出現調整。2021年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在完成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三場選舉後，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的階段，主要社會矛盾也從“管治權之爭”發展到“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管治能力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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