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保政策上，圍繞擁有出於自衛而在對方領土內攔截飛彈的所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岸田內閣謂之“反擊能力”），政黨態度各不相同。認為應該維持“非核三原則”的意見占多數。有關是否應該擁有“反擊能力”，自民黨大多表態“贊成”，執政聯盟的公明黨持“不好判斷”者眾，在野黨方面，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和NHK黨高票表示“贊成”。立憲民主黨、共產黨、令和新選組和社民黨大部分回答表示“反對”。可見在“反擊能力”問題上，朝野涇渭分明。
岸田內閣將在年底前修訂外交、安全保障政策長期規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制定新一輪五年期《防衛計劃大綱》（NDPG）及《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並可望在支持擴大解釋“專守防衛”的國會席次優勢下，導入自衛隊“反擊能力”的建立，但不致偏離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為中日關係投下負面變數。日本及各國對此討論激烈，預測日本應當會採取較為穩健的辦法。大陸應該更冷靜地抽絲剝繭，面對中日關係里的新挑戰。實際上，美國這一世界國際秩序的建構者，正勉力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推行國際政治理念。日本也能意識到，如果不靠自己，無法實現國家安全。美國要求日本出錢出力，為日本安全或美國鷹派建構秩序，並不意味日本會恢復所謂“軍國主義”。在批評日本時，若用錯語言，不僅會削弱批評力道，而且會激起日本社會對中國的不必要誤解。
儘管蘇聯解體後，仍為共產黨當家的中國儼然是西方民主國家必須加以應對的勢力，但中國不是蘇聯，對蘇聯成功的“圍堵”經驗，難以複製到改革開放後與世界經濟接軌的中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代表的“交往”仍持續影響美國建制派主導的中國政策，直到“特朗普主義”席捲美國，“交往”不再是美、日及歐盟對中外交的主旋律。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斷言，2021年為“亞洲世紀”的開端，新冠疫情將加速世界經濟重心向東亞的轉移，此不僅與中國有關，東亞國家皆相對有效應對這場大流行。西方的民主失靈問題在疫情中被凸顯，福山據之修正“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推論，以“對認同／身份的需求”概念詮釋當代對“自由秩序”的不滿，從中解讀“怨恨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扭曲西方代議民主的政治過程。美、日及歐盟將此歸責於中國對“自由秩序”的挑戰，並未對症下藥，與中國對抗、交惡無助於解決日本的問題。
總的來說，中日建交50年，邁入“知天命”之年，不是參透誰主誰從，誰壓倒誰的外交對決。兩國雖存在分歧，但和平與合作仍是中日關係的主流，而中日關係改善除可減少中美之間的誤解，更可使日本在雙方間起到溝通的作用，此為日本安全之所繫。當前，中、日外交主事者須具宏觀戰略思維與歷史縱深，回歸邦交正常化初心，繼承前人的外交智慧。
王鍵：謝謝何教授精彩發言，第一，何教授點到了美國因素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他分析得很準確。第二，他強調了宏池會的特殊存在和歷史淵源，也提出了要參考借鑒古人，包括周恩來總理、高阪正堯他們當年的智慧對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我們有請第四位，洪詩鴻教授，洪老師還是日本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研究台灣問題的著名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