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經過艱苦長征，來到陝北。衛生健康成為擺在紅軍面前重要的問題之一。今後還有更長的路要走，更大的仗要打，而當時的紅軍缺少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
1936年初，宋慶齡找到了父親，問他是否願意到陝北去。“我要去！”父親堅定地回答。
在我母親的箱子裡，至今仍保存著一本泛黃的舊護照。“加簽第6576號”“前往西安”，上面的字樣清晰地記錄了父親第一次辦理簽證去西安的情況。但遺憾的是，第一次西安之行因為沒有成功接上頭而取消。同年6月，父親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伴到西安，改乘東北軍運送被服的卡車到了延安城。7月初，他們在白家坪受到了周恩來等人的歡迎。隨後，父親和斯諾在保安見到了毛主席。
在保安，父親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和當地軍民提供醫療服務。父親還接受委托，走遍了保安及附近地區，寫下了“視察紅軍衛生工作的意見書”，就改善根據地醫療條件提出建議。
斯諾在完成采訪後離開陝北，用自己的筆向世界介紹了充滿活力的中國共產黨和英勇戰鬥的工農紅軍。當時26歲的父親選擇了留下來，成為一名紅軍戰士。對父親來說，這是重要的人生轉折點。他被任命為中革軍委衛生顧問，軍齡從1936年7月算起。就這樣，這位來自西方國家的年輕人，熱情主動地將自己的命運與深處內憂外患的中國緊緊連在了一起。
上世紀70年代末，父親因患病做過多次手術，劇烈的病痛令他無法安眠。陪在父親病床旁，我聽他講起了一段往事——“上一次如此疼痛難耐的日子，還是很多年前跟隨著紅軍將領陳賡率領的部隊去迎接紅四方面軍的行軍路上。”
1936年10月初，從寧夏到甘肅會寧，為避開白天國民黨軍隊轟炸，紅軍必須夜間行軍。一路上，紅軍涉險灘，蹚河流。“到處都是結冰的河！”父親告訴我，“大家都舍不得浸壞自己的鞋子，光著腳過河”，“腳踩上去，表層是薄冰，中間是水，再踩下去又是厚厚的冰。兩層冰一層水，中間是條肉大腿。真是疼痛難忍！”“每次過完一段河，紅軍戰士們都把腳擱在彼此的懷裡，放在棉衣裡焐著，待暖和過來，才發現腳上都是血道子。”“這次行軍中，每走一段路就是這樣的河流，反反複複。這裡被稱為黃泛區，‘五十裡路腳不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