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以“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表述中國軍事實力增強對印太區域安全的影響，認為中國試圖“以力量改變現狀”；但此次修訂，岸田內閣對中國的軍事動向從“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上升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戰”，把台灣視為共享基本價值觀的重要夥伴及朋友。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雖未以“安全上的重大威脅”定位中國，但將中國與仍被視為“威脅”的朝鮮在排序上對調，列名首位，成為日本安保政策首重的國家。
日本評估，中共二十大後邁向第三任期的習近平將進一步推升中國國力，至2027年，東亞勢力平衡可能轉向有利中國。因此，防衛省計劃以5年及10年兩個期程強化防衛力的目標，其核心為用於“敵基地攻擊”的長程飛彈、無人機等7大領域，力爭到2027年前建立從進攻對手的射程外攔截“防區外防衛能力”，以求“可負責任地應對他國進攻、接受盟國支援的同時可阻止並排除進攻的防衛力”，至2032年前獲得超高音速等更先進的武器，實現精實“反擊能力”建構。此等目標將具體反映到新“安保三文件”中，在今後的防衛預算中落實。
岸田內閣將在憲法第9條的“和平主義”與強化防衛力之間兩全其美，擴大解釋“專守防衛”，建立具“反擊能力”的自衛隊。但日本防衛省相關人士堅稱自衛隊在“和平主義”制約下，轉型為攻擊性武裝力量仍非選項。然而，繼安倍前首相2014年變更內閣對“集體自衛權行使”的憲法統一見解後，新“安保三文件”對自衛隊導入“反擊能力”大開綠燈。此形同基於《日本憲法》第9條“和平主義”精神的“專守防衛”被重新定義，“憲法第9條”無異將空洞化。中國認為日本調整防衛政策針對性極強，且藉“中國威脅論”達到修憲擴軍之目的，不僅對中日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更將招致東亞國家無謂的軍備競賽，無助區域安全情勢穩定。
三、岸田外交轉鷹抗中
岸田訪美向拜登說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安保三文件”，且承諾逐年拉高防衛預算，在2027年達到日本國民生產總值（GDP）2%，與“北約”（NATO）的歐洲夥伴看齊，滿足美國的期待。拜登對此表示歡迎，稱“此是歷史性的增長”，④並承諾協助日本建立摧毀他國領疆域內的飛彈基地的“反擊能力”（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拜登背書岸田的新“安保三文件”，強調將完全履行對日防衛相關責任。
在新的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將改變目前以神盾艦、愛國者3型飛彈（PAC-3）等攔截入侵飛彈裝備為主的“總合飛彈防空”（Comprehensive Missile Defense, CMD），轉型為美軍正推動的“整合防空反飛彈”（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IAMD）策略，建置對敵方的飛彈攻擊防範於未然或對敵方基地進行攻擊的能力。此外，美日同盟將進一步擴大，將“太空”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以因應中國在衛星發展上取得的快速進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太空事態“構成明顯的挑戰”，即對美、日任何一方的攻擊，將被視為對雙方的攻擊。⑤在“拜岸會”上，美、日就共同在太空及先進科技領域合作，簽署《美日太空合作框架協議》（U.S.-Japan Spac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
